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在圣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并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于他能給人民開辟財源。所以盡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國內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于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余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游手好閑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像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墻，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受凍的人對衣服，不要求輕暖；挨餓的人對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饑寒到了身上，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挨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么，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為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國而無饑寒的威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節里成長，收獲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時間內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為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谷而輕視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獲，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署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后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于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妻子兒女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游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當今的迫切任務，沒有比使人民務農更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于抬高糧價；抬高糧價的辦法，在于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業的人。從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么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布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愿，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業生產。按現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馬是國家戰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曾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墻，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現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于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么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陛下降恩，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去邊塞，以授給爵位，這是對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擔憂邊塞駐軍的糧食不夠吃，所以讓天下的屯糧崐大批流入邊塞。如果邊塞積糧足夠使用五年，就可以讓百姓向內地各郡縣輸送糧食了；如果郡縣積糧足夠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隨時下詔書，不收農民的土地稅。這樣，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萬民，百姓就會更積極地投身農業生　產，天下就會十分富庶安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