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調陳十事疏》，宋仁宗趙禎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拉開了“慶歷新政“的序幕!這場涉及北宋各個方面，牽扯名人無數的改革，僅不到一年就以失敗告終!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這場改革的失敗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時代背景

　　北宋自與契丹簽訂澶淵之盟以后，就進入比較安定的和平時期，至宋仁宗慶歷年間，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的發展，儼然一派盛世景象。但是盛世之下掩蓋不了早已存在的痼疾!北宋內部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深受其害。

　　1043年慶歷三年，宰相呂夷簡病退。宋仁宗緊急調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又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命他拿出改革措施。起用與范仲淹志向相同的韓琦、富弼等人，讓他們主持朝政。當年九月，范仲淹、富弼二人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諫官歐陽修等人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逐條采納實施。史稱“慶歷新政”。

　　二.改革主要內容

　　慶歷新政主要內容有：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削減開支。當時的北宋國家收入并不少，以慶歷二年為例，總收入3390萬。但是支出更大!達到了3363萬，冗官冗兵花費占據了絕大部分開支!

　　宋朝的官吏制度是史上最復雜的，官職名目眾多;因恩蔭得官的不在少數;官員不需政績，每三年憑資歷就可升遷。因此，北宋的官員隊伍是越來越龐大，官俸的開支也越來越多。

　　范仲淹針對這些弊病，除了通常的鼓勵農桑、減免徭役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明黜陟、抑僥幸、修武備”，著手裁減官員與軍隊。

　　宋仁宗采納范仲淹建議，以官員政績好壞決定升降;更蔭補法，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更定科舉法;頒布減徭役、廢兵縣、減役人等。范仲淹裁減冗官的力度很大，在京城一次就裁掉兩百多人，還規定地方要裁掉兩成的冗官。北宋官場就此變得有些效率，國家也節省了不少支出。

　　宋朝的軍隊也一樣，實行募兵制。每逢災年便招募流民當兵，宋軍數量從建國時的三、四十萬不斷增加到上百萬!范仲淹原本打算用傳統的府兵取代募兵制。但此法的牽涉面太廣，因“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

　　三、失敗的原因

　　1. 宋仁宗立場

　　宋仁宗算是一個明君，他意識到了國家內部的問題，所以在呂夷簡病退的第一時間，召回范仲淹，啟用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他力圖通過這些改革先鋒化解國家積久的弊病。

　　然而，歷來改革都會影響大部分官員集團的利益，實行起來會遭受到了多方反對!面對這些反對，宋仁宗瞻前顧后，不夠堅定，對新政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弱。另外，隨著新政的實施，宋仁宗對范仲淹的朝堂勢力頗有顧忌，范仲淹對于揣摩帝王心思還是差了點，忙于治理新政的他沒有利用有效果的“智慧”手段獲得宋仁宗完全的信任。所以當夏竦以“朋黨”之罪名構陷范仲淹時，宋仁宗選擇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態度，將范仲淹一擼到底。

　　2.朋黨之爭

　　改革歷來都會遭到保守派的攻訐，慶歷新政也不例外!范仲淹剛告別呂夷簡，又迎來了夏竦。夏竦是朝堂元老。歷知壽、安、洪等州;天圣五年，拜樞密副使。慶歷元年為宣徽南院使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呂夷簡病退時，他本可以憑借資歷接任宰相，但因各種原因，連樞密使的職位也得而復失。

　　改革派石介撰寫了一篇《慶歷圣德詩》，以皇帝的口吻直斥遭臺諫攻擊沒能當成樞密使的夏竦為“妖魃”和“大奸”：于是他惱羞成怒，把矛頭直指新政!

　　他串通保守勢力，到處散布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的流言。歷來帝王對“朋黨”最為忌諱!范仲淹當年與呂夷簡對峙時，就因為呂夷簡說他“自結朋黨”，遭到罷黜。這次范仲淹與夏竦又展開了“朋黨”辯，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與此同時，歐陽修特地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詮釋“朋黨”之說，聲稱君子有黨，“以同道為朋”，“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對于范仲淹、歐陽修的君子有黨之說，宋仁宗半信半疑，搖擺不定。最終一個婢女幫助宋仁宗做了決定!

　　夏竦讓家中女婢模仿石介的字體，將石介寫給富弼的信篡改了!將“行伊、周之事”變成“行伊、霍之事”。周公是樂于輔佐天子的，但是霍光可卻是樂于廢立皇帝的!夏竦又指使女婢偽造了一份廢立詔書，誣陷富弼等人有廢掉當今圣上的意圖。一時間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就算不相信流言，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3.小人陷害

　　慶歷四年，傳統的祭賽時日將至，集賢殿校理蘇舜欽在家邀請在京的一些文人聚會。 邀請的都是當時京師文藝界的知名人士。一時間，蘇府門前豪車塞路，蘇府之內歌舞升平。這個時候，蘇順卿被京城混飯吃的一個文痞李定盯上了，他想參加飯局，卻被拒絕，惱怒之下，一口氣跑到御史臺，向御史中丞王拱辰狀告蘇舜欽貪污受賄。

　　蘇舜欽是當朝宰相杜衍的女婿，而杜衍與范仲淹、富弼等人正是“慶歷新政”的推行者。王拱辰是誰?他恰恰就是新政反對派中的一員。一聽有人狀告蘇舜欽，他便立馬唆使御使魚周詢、劉元瑜等幾個心腹出面彈劾，“事下開封府劾治”。而開封府尹陶翼正是王拱辰的人，根本不用調查取證，“于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

　　像蘇舜欽、梅堯臣、王洙等這些人都因此事受到大宋法律的制裁，最后雖然沒有丟命，但卻斷送了政治前途。這些人又都是“慶歷新政”的中堅力量。他們的遭遇使“慶歷新政”的推行嚴重受阻。

　　四、失敗的結局

　　回頭反思，慶歷新政之所以失敗，也是情勢使然。畢竟北宋當時的官場主力軍還是貴族階層，大家都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慶歷新政觸犯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群起而攻之。

　　雖然說“慶歷新政”的失敗有諸多政治上的原因，其實究根結底還是在“人”的身上!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的性格寧折不彎，很少跟上級溝通。這使他慢慢失去了宋仁宗的支持，同時在處理事情時又缺乏技巧，導致四面樹敵。最后，各方勢力群起而攻之，才導致新政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