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在北京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橋機場為他們送行，我(指周斌，原外交部新聞處處長，下同)有幸參加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談判在中國的所有活動，至今回憶起來仍感慨無限。

　　盡管中國政府事前通過日本公明黨、社會黨以及自民黨一些國會議員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榮走下飛機的時候還是很緊張，態度也顯得生硬。他見到在飛機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來總理后，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田中角榮，54歲就當上了日本首相”。接下來又重復了一遍。

　　周恩來總理把田中角榮一直送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條件最好的18號樓。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到了18號樓后，周總理要脫掉自己的風衣，這時，田中角榮搶在我們翻譯人員前面，主動上去幫總理脫風衣。總理說：“不行，不行，怎么能讓你來替我脫風衣呢?”田中角榮則說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你把我安排在國賓館18號樓，這幾天我就是這里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貴的客人，我應該為客人服務。請允許我幫你把風衣脫了。”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間，田中角榮又說了一句“我54歲當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對自己54歲當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別自豪。看看日本戰后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確沒有這樣年輕的首相，也沒有這樣中專畢業的窮苦人出身的首相。周總理好像不愿意再聽這話了，笑著說，“田中先生，我51歲就當了中國總理了，而且一直當到現在”。從此，田中角榮就不再強調自己54歲當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來幾天是談判，這些談判中，沒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對方的意見辦的。9月25日，在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角榮在致答謝詞時首先感謝周總理，感謝中國這么多朋友來歡迎他。緊接著，他說他代表日本政府對過去給中國人民“添的麻煩”表示歉意(據說，此言一出，立刻橫掃宴會席間的“友好”氣氛，姬鵬飛外長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憤怒起來”———編者注)。第二天，在首腦會談中周總理對日方的態度提出嚴厲批評，他鄭重提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說“添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是通不過的，而且會引起強烈反感。

　　9月27日，為解決有關表述問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外長姬鵬飛在去長城的路上舉行了一場“車中會談”，我負責做翻譯。當時，北京市內到八達嶺的公路很差，一路顛簸，我還暈車。會談中，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于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奮斗，為自己的國家努力。

　　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里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后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臺。我們如果下臺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大平正芳還說，“明確地講，我本人贊成中國方面的觀點，那場戰爭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本人從大藏省出來以后，分三次到中國張家口附近做社會調查。那個時候，正是那場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親眼看到就是一場侵略戰爭。其實，那個時候田中角榮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國的牡丹江。但是，他沒有拿過槍，只是在步軍醫院里面服役。他對這場戰爭性質的認識和我是一樣的……”

　　我記得姬鵬飛回來以后馬上向周恩來報告。這個問題當天晚上是必須解決的，因為第二天上午就要簽署《聯合聲明》(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在會見田中角榮等人時再次問及“‘添麻煩’的問題怎么解決”，田中說“我們準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編者注)。那天深夜2時，參加談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維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張字條來，那字條的形狀我都還記得。他說：“姬鵬飛外長，這是我們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們中方還是接受不了，還是不行的話，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條上面用日語寫著“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大損害，痛感責任，深刻反省。”后來，《中日聯合聲明》里采用的就是這個表述。

　　我記得當時有同事認為不能同意，因為沒有“侵略戰爭”四個字。最后周總理說：“既然他們承認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們也痛感責任，他們要深刻反省，這不就是承認‘侵略戰爭’嗎?為什么一定要加這幾個字呢?現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們有困難，我們不應該為難這些準備解決問題的朋友們”。那時，盡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周總理在外交方面還是有絕對權威的，他說話以后，就沒有人爭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