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雜志《廣東檔案》里，曾刊載過一份特殊的“工資表”：
清朝道光年間的開建縣的縣衙“俸銀”。

　　在這份“工資表”里，作為縣衙“大老爺”的知縣，每年領43錢5兩白銀的“年薪”，逢閏月還補貼三兩。典史每年領俸祿31兩，另外還有“門子”“書吏”“皂隸”“快役”“民壯”“轎夫”“禁足”“仵作”等各色人員，加上“官老爺”一共52人，每年領取俸銀656兩。要這么看，偌大一個縣城，就靠這五十二人操持，每年才花掉國家六百多兩銀子，“性價比”真心很高。

　　但事實是，這只是表面現象。“領國家俸祿”的官吏，固然是少，但上上下下指著衙門吃喝的“編外人員”，那可是天文數字。

　　《清實錄》里記載，同樣是道光年間，道光七年(1827)直隸省清退衙門“多余”人員，竟一口氣清出來近兩萬四千人，這天文數字，叫道光皇帝也吃了一嚇，連連感嘆“他省諒亦不免”——直隸如此，其他省份也差不離吧。

　　事實證明，這直隸，真是“限制”了道光皇帝的想象，放在其他省份，情況只能會更嚴重。

　　就以“縣太爺”身邊的書吏來說，別看平時干的都是抄抄寫寫的雜活，人前人后都很不起眼，但放在縣衙這一級里，卻是能量極大。雍正年間曾嚇壞全國貪官的鐵面人物田文鏡，早年就嘗到過這幫人的厲害：早年田文鏡還做知縣時，每到一地上任，這些“胥吏”們就圍在你身邊，表面上獻殷勤，其實是瞪圓了眼睛找你的軟肋，相處沒幾天，就把你摸得差不多，然后就沖你對癥下藥，或是行賄或抓你的短，不把你拉下水不罷休……

　　在那個大清相對吏治清明的年代，一身是膽的田文鏡，尚且領教了這幫人的厲害，放在古代其他時期，換成其他縣令，效果也可以想。比如在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江西吉永縣，當地書吏們都練出了拿捏知縣的“常勝套路”：每當新知縣上任，就故意唆使上百個老百姓天天來告狀，丁點雞毛蒜皮的破事，都把知縣老爺吵得頭昏腦脹，最后只能當了甩手掌柜，由著書吏們來處置，自己心甘情愿當個擺設。多少“大老爺”，就這么變成了提線木偶。

　　而一旦遇到事，有時高高在上的“老爺”們，還得被這些“臨時工”們宰一把。乾隆年間某縣鬧賊，縣令懸賞一千兩白銀抓犯人。結果犯人落網后，書吏與衙差們勾搭一氣，把犯人藏起來后“談條件”。逼著知縣咬牙掏了三千兩白銀后，才把人交了出來。這種事，都可以用來發財。

　　能把知縣拿捏成這樣，那只靠幾個書吏哪夠?事實是，自清朝開國以來，“書吏”的數目就不停在膨脹。

　　順治年間時，縣衙的書吏名額，一般不能超過八到十四人，大清三個世紀里，也基本是按照這個數目來“發工資”。但實際上呢?想要撈好處，就得勾搭連環，勾來的人越多越好辦事，大伙一起敲金分肥。到了清朝中期，哪怕在書吏“比較少”的山東省，大一點的縣，一個縣的書吏至少要有一千人，小一點的縣，也得有幾百人。在南方一些經濟發達的縣，書吏的數量甚至有兩千多人。《清實錄》形容說，各個都是“紛紛入署，托名辦公”。

　　一句“托名辦公”，就道出了這看似“臨時工”的角色，極大的誘惑力——拉大旗作虎皮，財源當然滾滾來。

　　書吏如此，縣衙里的其他“臨時工”，那自然也不差。比如衙差們，那動輒也是數百人的規模。發展到清末時，以《春冰室野乘》里的記載，中原大一點的縣，衙差動輒也上千人。而且好多人都是“江湖聞名”的大盜。這些人白天在衙門里充衙差，人五人六的抓賊，晚上換了身皮，再換個地方就打家劫舍，白天晚上都不閑著。哪怕惡行敗露了，人家從這個縣跑路，托關系走個門路，換個縣衙，照樣還當他的衙差。

　　如此算下來，賬面上很“精簡”的大清衙門，其實是“人山人海”。

　　以清朝學者段光清的慨嘆：道光十七年(1837)時他親眼所見，清朝的知縣下鄉辦個公，帶的“書吏”“師爺”“衙差”“轎夫”等人，雜七雜八加起來，竟然有一百多人。這么多人下個鄉，當然不能空著手回去。一路的敲詐勒索，閉著眼睛就能想。

　　而且，就算這次不敲詐，一個縣要養活這么多人，還要養的白白胖胖的，靠賬面的俸祿哪夠?于是各種“陋規”成了小意思，朝廷向百姓收一石糧食，由這幫人經辦，自然變成十倍的“浮收”，然后再敲金分肥。至于“簽子錢”“節禮”等套路，也是層出不窮，清代的類似“陋規”，以后世學者的不完全統計，竟然有近百種，全是巧立名目，拼命壓榨老百姓。

　　看懂這個，也就看懂“衙門養多少官員”背后，那叫人嘆息的反思：雖說這些“養官員的錢”，那時候朝廷不買單，自然也裝看不見。刮走的，卻是苦老百姓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