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對秦國的歷史感興趣，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詳細的文章可供參考。
說到秦國能統一其實也不是秦始皇一個人的功勞了，而是一系列的大臣們的功勞了，就好比什么商鞅,張儀,范雎等人，但是我們仔細的分析分析看看，這幾個人好像都是魏國跑到秦國的啊，那么這到底是什么情況呢?其實他們在魏國的的確確是一條蟲，但是到了秦國就變成了一條龍了。
李斯在著名的《諫逐客書》中提到三個秦國崛起的關鍵人物，分別是：商鞅，張儀，范雎。有趣的是，這三人，都是從魏國跑到秦國的，反過來又把魏國整得半死。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魏國時就是一條蟲，到了秦國都成了一條龍。
商鞅是法家，張儀與范雎算縱橫家，三個人還有個共同點，都是權謀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即縱橫)強秦者大抵三晉之人也。”這里說的三晉，包括魏、趙、韓三國，都是從晉國分化出來的，搞權謀都是第一流的，其中魏國去的人最多，成為秦國的人才培養基地。我覺得，秦國應該交給魏國一筆人才培養費與轉讓費。
魏國輸出的人才，以法家、縱橫家為主。為什么魏國能冒出這么多頂尖的人才，這些人才為什么在魏國又混不下去呢?我覺得有必要來分析一下。
1、魏國的前身晉國，有深厚的權謀文化，是誕生法家與縱橫家的搖籃
晉國是春秋時期法制比較完備的國家，法學思想發達，先后制訂有《被廬之法》《趙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范宣子刑書》等。公元前513年，趙鞅鑄刑鼎，成為中國法制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晉國鑄刑鼎與鄭國子產鑄刑鼎一樣，是我國最早公開的成文法。由于晉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其影響之深遠，要甚于鄭國。
晉國以及后來分化出來的魏/趙/韓三國，其涌現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在眾諸侯國中是首屈一指，李悝、商鞅、吳起、申不害、韓非等，其法家思想之淵源，全出自三晉。
晉國的另一個傳統，就是權謀文化，后來衍生出縱橫學。
大家讀歷史，一定會有這么個印象，覺得秦國是個很狡詐，很會很權謀的國家。比如明明說要割六百里之地給楚國，到頭來忽悠說是六里;比如說請楚懷王去談判，一去就把人扣為人質，最后客死秦國。所以后來東方諸侯都把秦國的承諾當作放屁，誰也不當一回事。
其實，這是商鞅、張儀去了后，秦國才得這樣。在整個春秋時代，秦國是最耿直仗義的國家之一，而晉國則是最善于搞權謀的。比如說吧，晉國鬧饑荒，秦國給它援助大米;等到秦國鬧饑荒，晉國卻袖手旁觀。我讀春秋左傳時，就發現晉國真是很狡詐，很會耍陰招，它有這個文化傳統。
晉國的權謀文化，與其獨特的政治制度有關。晉國的權力長期掌握在幾大卿家手中，后來形成“六卿”制，六大家族輪番執政，內斗不休，相互傾軋。六卿變四卿，四卿變三卿，最后三家瓜分晉國。晉國國內殘酷的政治斗爭，造就其權謀文化極其發達，后來逐漸衍生出“縱橫”術。
三晉的文化與東方的齊魯宋楚文化都不同，沒有半點浪漫主義色彩，完全奉行實用主義。你看東方諸侯出了孔子孟子墨子這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大師，出了老子莊子這樣沉思宇宙人生的智者，出了屈原這樣浪漫主義的詩人。而三晉沒有，都是出新型實用型人才，不是法家就是縱橫家。
2、魏文侯的人才政策，刺激魏國法家、縱橫家文化的發展與完善
進入戰國后，繼承晉國衣缽的魏國率先稱霸。
歷史學家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有這么一段評價魏文侯魏斯的話：“魏文侯以大夫僭國，禮賢下士，以收人望，邀譽于諸侯，游士依以發跡，實開戰國養士之風。”戰國時代的“養士”風氣，并不是后來戰國四公子才有，而是從魏文侯開始的。
魏文侯的人才政策是開放的，他四處收攏名士以為己用。譬如說，他拜孔子弟子、大儒子夏為師，與著名學者田子方、段干木亦師亦友，每次經過段干木的住處時，總是畢恭畢敬。這種禮賢下士的態度無疑使他很快聲名遠揚，天下英雄才士紛紛從各地趕來，投奔魏斯。除了以上幾位名士之外，魏斯麾下有許多著名人物，如吳起、李悝、西門豹、樂羊等人，一時間人才濟濟。
在這種背景下，魏國本土的法家、縱橫家文化得到迅速發展。
著名法家代表李悝匯集各國刑典，編成《法經》一書，后來這也成為魏國的法律依據。《法經》有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這部法律文獻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李悝變法對戰國諸國變法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藍本，后來吳起在楚的變法，商鞅在秦的變法均受李悝的重大影響。而吳起與商鞅，都是從魏國去了別的國家。
在法家興盛的同時，縱橫術也走向繁榮。
法家與縱橫家，雖側重點不同，都是強國之術。法家重在制度，縱橫家重在外交，一個主內，一個主外，如果能結合在一起，就相當完美了。
在諸子百家中，縱橫家獨樹一幟，是戰國時代最顯赫的思想流派之一，其特點全在于“實用”二字，他們不是啃書本，更不是讀死書，而是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諸侯之間游走，以種種外交手段在國際舞臺上興風作浪，縱橫捭闔。
魏國出的縱橫家最多，但是為什么像張儀、范雎這些縱橫家在魏國混不下去，到秦國卻如魚得水呢?
3、從人才流入到人才流失
我細細分析魏國史，大致作了以下劃分：
魏文侯時代，人才單邊流入。魏武侯時代，以流入為主，開始出現流失，比如吳起去了楚國。魏惠王時代，人才流入與流失相當，表現為來了又走了;比如商鞅從衛國來了，去了秦國;孫臏來了，又回了齊國;孟子來了，張儀走了，等等。在魏惠王之后，人才就加劇流失了。
為什么會出現人才流失的情況呢?有幾個原因：
其一，魏國人才太多，競爭激烈。
魏國是生產法家、縱橫家的大本營，要在這里混得下去，競爭很激烈啊。你懂的那些道理，別人也懂啊，怎么顯得你比別人強呢?要有表現的機會，真的很少。比如縱橫家大師公孫衍，在魏國時沒什么名氣，后來跑到秦國，沒幾年就當上最高的大良造。再比如張儀，在鬼谷子門下畢業，有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居然在魏國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楚國打工。所以，在魏國要出人頭地，太難了。
其二，魏國體制僵化了，講排資論輩，不看你真才實學。
商鞅由衛入魏，投奔魏國宰相公叔痤。公叔痤欣賞他的才識，臨死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希望能把國家大事交給商鞅治理。魏惠王怎么想的呢?他認為公叔痤病得腦殘了，竟要他把國家交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對于宰相推薦的人，魏惠王不僅不重視，在公叔痤死后，也沒有給商鞅安排工作。商鞅一下子成了失業青年，正好秦國發了招工廣告，他就前去應聘了。
再比如范雎。同樣是縱橫家，范雎比張儀好點，在魏國找了份工作，在中大夫須賈門下當了門客，但這份工作差點要他的命。出使齊國時，由于表現出色，齊襄王很欣賞他，送給他一個大禮包。不想回國后，因為這個大禮包，范雎遭到審查，被懷疑有賣國行徑，差點被活活揍死。大家看看，表現得太好，反而遭到嫉妒/懷疑/猜忌，魏國已經不是魏文侯時的魏國了。在這種氛圍下，大規模的人才流失就是必然了。
秦國則相反，在秦孝公之后，秦之人才政策最開明，不看資歷，不看背景，只看你的真才實學。只要有真才實學，可以一下子從布衣提拔到相國。秦國的目的很簡單，也很明確，就是“富國強兵”，需要的不是充滿理想色彩的儒墨，也不是玄奧的道家/陰陽家，而是最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法家與縱橫家。因此，秦國崛起之關鍵人才多來自魏國，并非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