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羅馬時代，士兵們會按日定量領取一種名為“salarium”的專門補貼，不是金錢，而是食鹽。盡管后來軍餉代替了食鹽，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來。經過法語和英語的演變，最終形成了現在我們所說的“salary”，用以泛指“薪水”、“薪金”。 如今，隨著物質生活的優越，鹽的重要性逐漸被忽視了。然而中國的古代史卻是鹽業的發展史，可以說鹽是國家建設的基礎，更是實現富強的基石。
鹽之所以如此重要，先從鹽的特性說起。維持人體健康必須鹽的補充。鹽的咸味來自于豐富的鈉。現代醫學研究證明，鈉能促進消化，增強食欲，協助新陳代謝，還可以維護人體滲透壓和酸堿平衡。古代對鹽最直觀的感覺，就是不吃鹽渾身乏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行軍打仗更是空談。
此外，在古代，食物不易長時間保存。古人發明了鹽腌的方法，將蔬菜和肉類制作成咸菜和咸肉，這樣一來，食物的保質期大大增加。百姓可以留著自用，有備無患。商人通過異地販賣牟利，類似于現在的冷鏈保鮮運輸。
在古代農業社會，個人通過耕種滿足自己的溫飽需要，唯獨鹽需要外來供應。而鹽的產地，除了沿海地區比較分散外，中國內陸產鹽地相對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貢、陜西花馬池等。嗅覺靈敏的商人首先發現了其中蘊含的商機，將原本孤立的個體，聯結成一個貿易網絡。
最先重視發展鹽業的國家是齊國。周武王滅商建周，姜子牙因功受封在營丘(今山東淄博市淄博區)，建立了齊國。姜子牙在齊國修明政事，順其風俗，簡化禮儀，開放工商業，尤其是大力發展鹽業和漁業貿易。繁榮的貿易往來，以及寬松的經營環境，給齊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史記·貨殖列傳》對此有詳細的記載：“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漁鹽，則人物歸之，繈全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古代曬制海鹽
以齊國都城臨淄為例，憑借古濟水的水運優勢，建立一張龐大的貿易網絡。對外出口食鹽，換取齊國急需的糧食和物產。臨淄因此逐步發展為東方第一大都會。春秋中期齊桓公時，臨淄人口有20萬人，戰國中期超過35萬人，到了漢武帝則達到了50萬人。《戰國策·齊策一》中，蘇秦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人口的空前增長，是臨淄對外貿易繁榮的一個標志，也是鹽業紅利的綜合體現。
有識之士很快認識到鹽業對國家的重要性。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提出了“官山海”制度，即朝廷對鹽業實行壟斷經營，有販賣私鹽的不法之徒將處以死刑。古代，人們消費支出主要用于購買食品，糧食在商品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與此相應，鹽與糧食密不可分，控制了鹽業，就控制了整個農業貿易。另外，鹽還具有“隱形征稅”的作用。個人的食鹽消費量很少，對食鹽的價格并不敏感，人們購買咸肉時，只注重咸肉本身，往往忽略了國家對咸肉中鹽征收的稅收。控制了鹽的產地、數量、價格以及流通，就能對消費者征稅。鹽稅成為古代財政收入中最大的來源之一，甚至可以稱為“第二人頭稅”。
齊國大力發展鹽業，通過龐大的貿易網絡，達到天下人向齊國交稅的目的。有了鹽業做后盾，齊國迅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有了齊國的成功案例，秦國實行商鞅變法，也實行鹽業專賣，富國強兵，最終實現統一大業。
西漢初年，政府推行“與民休息”政策，開放了鹽業市場，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鹽業市場。鹽商很快富甲一方。漢武帝在位時，連年財政赤字，民間富商“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漢武帝認識到了鹽業對賦稅的重要性。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大司馬桑弘羊主持實行“籠鹽鐵”制度，將鹽業經營權重新收歸國有。在產鹽地，設置“司鹽校尉”作為政府的代表，監督鹽民進行鹽業生產，鹽由政府收購、運輸和銷售。可以說，產鹽地是漢朝當之無愧的“國有企業”。
在漢昭帝和王莽新朝時期，鹽業專賣都有所松動。不同的是漢昭帝召開了著名的“鹽鐵之議”，主動放開了部分鹽禁，受到了史學家的好評和肯定。而王莽新朝時期，大商巨富通過賄賂地方官員，公開或半公開“盜煮”，鹽業市場受到了私鹽的沖擊，公元前22年，朝廷被迫廢止鹽禁。魏晉三國時期，各方勢力覬覦鹽業的巨額利潤，對鹽田展開了你死我活的爭奪。對于鹽田實行“國營”或“軍營”政策，孫吳政權對鹽田實行“軍營”，由軍隊控制鹽業生產和銷售。
隋朝初期，隋文帝楊堅本著“官民共利”的思想，開放鹽田、鹽井。個人遵循鹽業生產制度，取得鹽業生產、經營、銷售的權利。沒有合法手續的私鹽，將受到朝廷打擊。隋朝末年，朝廷對鹽業的控制力削弱，私鹽泛濫，朝廷經常抓捕販賣私鹽的不法分子，導致民變四起，許多民變首領就是販賣私鹽出身的。
唐朝白居易有一首名為《鹽商婦》的詩，“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描寫了鹽商的夫人富有安逸，衣食無憂的生活。唐代中期，實行“榷鹽法”。鹽民組織食鹽生產，朝廷統一收購，然后加價賣給鹽商，鹽商將鹽運輸到指定的經銷點出售，朝廷控制了貨源，掌握了批發環節，削弱了鹽商的盈利能力，增加了國家的財稅收入。唐朝中后期，鹽業收入占據了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兩宋時期是中國鹽業發展的輝煌時期。朝廷設置了轉運司，它是聯系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中介，起到上下溝通的作用。轉運使專管鹽務，嚴格控制鹽業流通，劃分銷鹽區域，實行銷界政策，某一種鹽只能在指定地域銷售，不得越界。北宋時期，產自青海的青鹽銷售價是44文，其實際采購成本只有5文。熙寧年間1石米的售價是400文，1石米的重量是100斤，換算下來1斤鹽的價值約等于11-12斤大米，折算現在的購買力，1斤鹽的價格達到了近30元。鹽通過北宋朝廷系統的運作，運銷體系不斷完善，朝廷府庫日趨充盈，財政收入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于鹽稅。
明清時期，朝廷延續了兩宋的做法，實行“綱商引岸”制度。鹽商運銷食鹽，需要繳納鹽課，領取鹽引，然后到指定的產鹽區購鹽，再販往指定的地區銷售。在清朝，鹽民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利用古代的設備開采鹽井。1835年，自貢的燊海井鑿穿厚厚的巖層，噴涌出黑色鹵水，鹽工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口鹽井的深度已達1001.42米，是人類第一口超過千米的深井，堪稱古代工程學奇跡。
鹽業專賣，促進了國家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保證民生的穩定，可以說，鹽是國家級的重要戰略物資，受到了歷朝歷代的普遍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