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身軀龐大，給人一種憨厚穩重的印象，同時也是吉祥的象征。在結婚或慶典等場合，許多地方的人們會使用充氣大象，以寓意“吉祥如意，萬象更新”。
上古時期我國先民就開始利用大象耕田。五帝之一的舜，傳說就將大象馴服用于農耕，在他死后陵墓前出現大象刨土、彩雀銜泥等所謂的瑞兆。皇甫謐的《帝王世紀》 記載 : “ 舜葬蒼梧下 , 有群象常為之耕 , 禹葬會稽祠下, 群象耕田。 ”
大象曾經在我國的黃河流域廣泛分布，隨著氣候的變化與人為的過度獵殺，大象的活動區域逐漸縮小，向長江流域、嶺南地區、云南地區遷移。
除了舜馴養大象耕田的傳說，《呂氏春秋·古樂篇》還提到了大象作用于戰爭，“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表明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經開始馴養大象作戰了。
在古代，大象除了用于戰爭、日常役使，或是從事表演活動，乃至用其象牙制作裝飾品外，還經常作為古代宮廷朝儀的儀象。大象作為一種瑞獸，一種特殊的儀仗兵，在朝儀中的使用可追溯至漢朝。
盤點大象用于朝儀的歷史，它們是如何做好宮廷儀仗排頭兵的?
《周禮》記載：“巾車掌王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 。《周禮》成書于戰國中后期或兩漢之間，說明中國至少從漢代開始，就使用馴養的大象用于朝儀活動了。舜作為上古時期卓越的君王，圣德賢明，為后世所尊崇，舜馭象耕田的傳說，讓大象成為吉祥的瑞獸，于是中國很多王朝都將大象用于朝廷禮儀活動。
《三傳折諸》中稱“漢魏以下，皆有馴象之司，列于鹵簿”，可見從漢魏以來就將馴象作為儀仗排頭兵，用于帝王的大駕鹵簿，以示帝王的正統身份。蔡邕《獨斷》卷下：“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鹵簿是古代帝王駕出時扈從的儀仗隊，使用的場合包括祭祀、朝會、外出和行幸等。
作為陸地上最大的動物，大象龐大的身軀，如墻一般的雄壯，用于皇家威儀再合適不過了。《晉書·輿服志》有關于晉武帝將大象用于禮儀的記載:“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后,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可見晉朝時大象已經擔當儀仗兵的色彩了。
后來因為有的大象脾氣暴躁，用鼻子擊人，晉朝廷覺得大象太危險，也沒有多少實際用處，還耗費物資喂養，就將南越進貢的大象退了回去。
到了唐宋元明清時期，使用大象作為儀象的禮儀制度日趨完善。《唐會要》卷明堂制度記則天萬歲通天元年,鑄九州銅鼎,置于明堂之庭,“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余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可見唐朝的重大禮儀活動中，大象的角色至關重要。
宋朝之前，尤其是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國時期戰亂不已、禮崩樂壞，宋開國皇帝趙匡胤非常重視禮儀的重建，出于對古禮和傳統的尊崇以及鞏固政權并樹立個人威嚴的需要，宋代完全恢復了之前的儀象傳統。
如大象在宋朝皇帝南郊祭祀時擔當儀衛，宋史有這樣的描述，《宋史.志第一百一.儀衛六 》：“宋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坐,金蕉盤,紫羅繡檐絡腦,當胸、后鰍并設銅鈴杏葉,紅斧牛毛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并花腳蹼頭、排繡窄衣、銀帶。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兩莊養象所奏詔以象十于南郊引駕,開寶九年南郊時,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
對于大駕鹵簿，《宋史·志·卷九十九》載：“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
從以上兩段文獻中，我們看到開寶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年號，太平興國是宋太宗趙匡義的年號,政和是宋徽宗趙佶的年號。也就是說從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朝儀制度中的儀象傳統一直傳承。宋朝皇帝們不僅生前用馴象做儀衛，死后還將大象制作成石像守衛皇陵，保身后太平有象。
在元代,儀象也是皇帝出巡儀仗中必不可少的“大件”。皇帝出獵, 來往于兩都,或是在沿線的“納缽”、“行宮”均乘象輿 。不過這些禮儀象雖然平時溫和，但如果受驚也會難以控制。
《元史· 賀勝傳》 云 :“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后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可見即使大象身軀龐大，也本能地害怕獅子，即使是假獅子也不例外。
明朝時期，儀象的使用更加廣泛和頻繁。史料記載，朝廷每舉行朝會，儀仗中用儀象陳列，承擔祭祀禮儀以及駕輦馱寶之用。《明史》卷六四《儀衛志》載皇帝儀仗“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
明朝的一系列禮儀制度，其中涉及使用象輅的禮儀場合，有登極儀、大朝儀等數種。皇帝鹵簿的御車總稱“輅車”。輅車之中又分大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八載: “時朝廷大輅用象挽之，凡朝會亦用象陳列殿陛兩墀及闕門之外”。其中大輅，就是皇帝所乘之象車，形制 高大，大象兩只駕馭，往返于寢宮與大殿之間,大輅車廂還繪有金云龍、鷹、飛禽、海獸等圖案，飾以 銅龍頭、銅鱗片等,各個部件用料做工考究，豪華大氣，彰顯皇權威嚴。
皇帝舉行登基大典，遇有重大節慶，如正旦、冬至、圣節三大朝會，都要舉行慶典活動，以接受文武百官和 “四夷”使臣的朝賀。大明會典卷之四十三記載，舉行朝賀時，“典牧官陳仗馬犀象于文武樓南、東西相向。欽天監設司晨郎報時位于內道東、近北立”。
永樂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帖木兒王朝使者覲見明朝永樂帝， 他們徒步走到路的另一頭,抵達宮門。十頭大象站在宮門的盡頭，左邊五頭，右邊也是五頭， 象鼻伸向路上。使臣們穿過象鼻，進入皇宮。可見明永樂帝朱棣非常重視儀象的儀衛作用。
明朝謝肇淛《五雜俎》對儀象的工作進行了較為詳細地描述：“今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后為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游龁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待，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后它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
以上說的是儀象的工作被稱為“立仗”,朝賀鐘聲一響，這些寶象便按照次序凜然而立，迎接百官進入午門，都進入后這些寶象左右交鼻戒嚴，不準任何人進入，看到大象這般的銅墻鐵壁，便沒有人敢冒險逾越的了，等朝畢后，儀象撤走，恢復如常。
同樣是儀仗大兵，儀象也是分等級的，等級的不同決定了它們站立的位置不同，吃得喝得也有差異。再就是如果某只象生病了，那么，就要象奴(訓練大象的人)將病象牽到其它健康的大象面前，告訴它，今天你的哥們病了，需要你替班，如果健康的大象走出來就表明同意替班，那生病的大象才可以休息。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何況大象的智力相當于人類四、五歲的孩子。儀象犯了錯或傷了人，輕則貶秩，就是降低儀象的位次和待遇，將其“立仗”時站立的次序調整。如果犯的錯比較大，就要挨板子，可這樣的龐然大物誰敢打呢?這個也有辦法，訓象的人命令其他兩頭象，用長鼻子將犯錯者絞倒在地，人上去杖刑，打完后還要大象服氣，要謝主隆恩。
另外，明朝舉行享太廟、郊祀等活動時也要使用儀象，史載 “朝廷有事于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必使象馱祭器駕輅車以出”。
到了清朝，朝儀制度更加完善，在繼承明朝的禮儀制度的同時也加入了一些滿族的特色。儀象地位同樣很高，僅在皇帝鹵簿專用的“大駕鹵簿”與“法駕鹵簿”中使用。
《清史稿·輿服志四》: “皇帝大駕鹵簿: 圜丘、祈谷、常雩3大祀用之。大閱時詣行宮,禮成還宮,亦用之。其制,前列導象四,次寶象五,次靜鞭四”。法駕鹵簿是除三大祭之外的一般祭祀活動和朝會兩種場合下使用的禮儀規格。
清朝大駕鹵簿
“大駕鹵簿”與“法駕鹵簿”中的儀象有什么不同嗎?《清禮器圖志》給出了答案：“乾隆十三年欽定皇帝鹵簿寶象，絡首、鉤膺、鞦攀皆編黃絨紃為之，雜飾諸寶。前后各綴朱纓二，后絡珠網流蘇，膺懸朱纓銅鈴各三，白革為韉，繪金龍采云，周為花文，借以朱氎。鞍髤朱飾金，上載寶瓶，銅質鋄金，亦飾諸寶。 深一尺六寸五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圍五尺七寸六分。 鏤垂珠文，底徑一尺一寸三分，足徑一尺七寸，鏤朵云文。 蓋徑一尺三寸，冠火燄頂。 座高一尺三寸。 凡大朝會設鹵簿則立于午門外，法駕鹵簿寶象同。皇帝鹵簿導象披藍屜，不加羈飾。凡大朝會設鹵簿則立于天安門外，法駕鹵簿導象同”。
從上可以看出大駕鹵簿與法駕鹵簿中儀象的打扮和裝飾是相同，不同的是儀象按照禮儀功能分為寶象與導象二種，導象四只不馱寶瓶，寶象五只要馱寶瓶。導象顧名思義起前導作用，好比儀仗隊的排頭兵，儀象體型高大，盡顯威儀，可以遠遠地觀察路況，并及時報告給皇帝，保障皇帝的安全。導象的打扮得相對簡單，只身披藍毯;而寶象就不一樣了，周身都顯得色彩艷麗、莊重威嚴，彰顯出皇室華貴的身份。
寶象的頭部、胸部、臀部均用黃絨細繩連接各種珠寶裝飾，而且背上還馱著寶瓶。這寶瓶有講究，除了鍍金還鑲嵌珠寶，大小高度都有明確要求。寶瓶里裝的東西有滿族特色，瓶內置有火絨、火石、火鐮，為滿洲舊俗，以示不忘祖先的傳統風俗。另外瓶的諧音為“平”，象的諧音“祥”，象馱寶瓶寓意“太平有象”、“太平吉祥”。
法駕鹵簿主要是在一般祭祀活動和朝會時使用。一般祭祀場合下的法駕鹵簿，陳設在路邊，“皇帝乘金輦，前列導象，次寶象。”
朝會場合下的法駕鹵簿，玉輦、金輦 設在太和門外，五輅設在午門外。寶象則被安排在五輅之南。而那四只朝象，也就是導象，在旭日東升之際，被安置在天安門外，意寓皇朝的蓬勃之氣，也代表了太平有象之意。
舉行登極儀時也離不開儀象的參與，《清實錄乾隆朝實錄》載：“嘉慶元年春正月，率皇太子詣、奉先殿行禮，上御太和殿。親授皇帝之寶于皇太子。皇太子受寶。即皇帝位。尊上為太上皇帝。 是日。鑾儀衛陳鹵簿于太和殿前。步輦于太和門外。五輅、及馴象、仗馬、黃蓋、云盤、均于午門外。”馴象即儀象，清廷朝儀用儀象借以宣揚君威、粉飾太平氣象。
既然大象在儀仗隊伍中有這樣顯要的地位，擔負著朝廷儀仗的莊嚴職責，這些大象享有的待遇也是非常高的，不僅是普通大象所不及的，而且還超過多數的朝廷命官。統治者將這些經過馴養通人性的大象視為比大熊貓還珍貴的國寶，讓其享受國家俸祿，有的大象歷經數朝，還得到大將軍一級的一品爵祿，讓那些朝廷命官羨慕嫉妒恨。不光是朝廷珍愛大象這種瑞獸，普通老百姓也將大象視為吉祥物，在朝廷舉行的世俗表演中，一睹大象真容。
比如明清時期農歷的六月六都是法定“洗象日”，明萬歷年間六月洗象民俗形成，清朝也沿襲六月六洗象的風俗，如珍寶一般的儀象百姓平時是看不到的，在這天百姓便可一睹這一太平瑞獸的風采，為京城增添了一幅歡快的節日場景。
清朝這些從事朝儀工作的大象，多數都是外籍戶口，因為本土進貢的象只、在體高與技能方面都不及外邦大象，東南亞地區的越南、暹羅、緬甸和南掌成為向清廷進獻馴象的主要國家，這些外籍的大象都是經過千辛萬苦才來到新家的，一路翻山越嶺，涉川過河，途中還安排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進京，就算這樣，途中也有大象死亡，負責伴送的官員也要受到降級的處罰。
隨著清朝藩國進貢大象的增多，象房都無法容納了，同時大象食物需求量的增多，也增加了清王朝的財政經濟負擔。這些大象食量驚人，一天的食料配量是官倉老米 3 斗、稻草 160 斤，小象則減半。為了節省開支，清廷不得不一度令東南亞屬國停止進貢大象。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承擔禮儀功能的大象也有退出歷史舞臺的一天。光緒甲申(1884)春，一頭儀象突然發瘋，將玉輅拋擲空中摔碎，從西長安門逃逸后，一路傷人，竟將一閹人拋到了皇城墻上。這可把西城區居民嚇壞了，都不敢出門了，一直到晚上才將瘋象捕獲。從此之后，朝班再無儀象的身影，殘存的大象也逐漸老死，禮儀制度中大象的角色也廢棄了。
大象，這種在我國上古時期就馴養用來耕田的“瑞獸”，曾經遍布于黃河流域及中國很多地區，由于氣候的變化，如今卻只能偏安于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而整個亞洲，野生象群的數量也僅存5萬頭左右。非洲象的數量是亞洲象的10倍，有50萬頭左右。看起來不少，但與2個世紀前比起來這個數量極為凄涼。
據統計，公元1800 年，也就是清朝中后期，僅僅非洲地區，大象的總數就有2600 萬頭，亞洲象大約為1000 萬頭，僅僅過了兩個世紀大象的命運就遭如此變故，令人唏噓悲嘆。由于盜獵和象牙貿易，以及人類的活動導致大象棲息地大量被破壞，大象的活動范圍在逐漸縮小，艱難生存。
從中國漢代開始使用儀象，再到清光緒1884年儀象制度的廢棄，作為宮廷朝儀儀仗排頭兵的儀象曾經風光一時，給封建王朝帶來榮耀和太平氣象，同時見證了歷朝歷代的興亡。幾千年來大象就是人類的朋友，而如今大象這一瑞獸面臨著種群危機，人類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好這一陸地上最大的動物。同時大象也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人類文明，我們的文明因大象而精彩，單從這一角度，我們就應該保護好這一人類文明的目擊者，而不是博物館里死氣沉沉的大象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