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想要和大家分享一篇關于李世民形象的文章，希望能夠為你們提供一些幫助。
“好人”與“壞人”，似乎是我們評判一個人最基本的劃分了，在中國尤其是這樣，2000多年儒家文化的浸染讓中國人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更加強調人的道德品行，并以此來評判人的好與壞。
“仁義禮信智忠孝節悌”，這些成為了對人的評判準則，但是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歷代的皇帝似乎都并不在這個規范之內，或者換句話說，皇帝的好壞從來就不是以道德水平的高低來評價的，他們自有一套區別于世人的獨有的評判標準，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說到李世民，那么玄武門之變絕對是逃不脫的一個話題，而玄武門之變的前因后果也被翻來覆去的解讀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無論怎么說，從結果來看李世民就是篡權奪位、弒兄殺弟，甚至連自己的弟妹都不放過的收入宮中，如果從忠孝節悌這幾個字看來他完全就是一個十足十的“壞人”“惡人”，但這些卻并不妨礙李世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絲毫不影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杰出的帝王之一，那么中國人對皇帝的評判標準到底是什么呢?玄武門之變為何又沒能毀掉李世民的風評呢?
文治武功——功業是皇帝的唯一評判標準
權力的正當性，并不來自于它獲取權力的方式，而在于權力者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權力。
對中國人來說，事實正義是遠遠大于程序正義的，對于政治人物的評判，私德也是遠遠小于功業的，就連孔老夫子也是這樣認為的。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論語·憲問》
齊桓公殺了他的哥哥公子糾即位，同作為公子糾家臣的召忽自殺，而管仲卻做了桓公的丞相，這如果從“事君以忠”的角度來看，管仲實在是稱不上仁義，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管仲幫助桓公不用武力就實現了諸侯會盟的霸業，這就是仁德，而將之帶入到李世民身上也是如此，雖然李世民在皇位的奪取上私德有虧，但是他在文治武功上的成就才是支撐他成為千古一帝的基石。
我們來看李世民作為皇帝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政治上李世民自己就強調“君舟民水”的施政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徹底完成三省六部制和郡縣制，并繼續發展科舉制度，并創立死刑復奏制度和五花判事。
經濟上李世民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重視商業，絲綢之路成為世界的經濟動脈，而中國也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的最中心。
文化上開放的盛唐氣象做到了對全世界的文化輸出。
軍事上，一改以往中原政權對游牧民族的長期劣勢，滅東突厥，吐谷渾，薛延陀，高昌，龜茲并擊敗吐蕃和天竺，極大的擴充了從隋朝繼承的疆域版圖。
外交上李世民“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真正做到了萬國來朝。
而這些被統稱為“貞觀之治”的一切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甚至單以“文治武功”來講，中國歷代的皇帝也僅僅只有始皇帝能夠憑借著“先手”的優勢壓唐太宗一頭。
事實上如果要給唐太宗打分的話，玄武門之變并沒有被成功的“洗白”，殺兄弒弟最少減去100分，收攏兄弟的女人怎么也要減去80分，另外逼父退位也要減去200分，渭水之盟減去300分，但是這些在“貞觀之治”50000的保底分面前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就算是孔夫子在世肯定也會像為管仲那樣為李世民辯解，“微太宗，我輩為突厥人呼?”。
玄武門之變是屬于皇帝的“大仁大義”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去看當時的歷史，似乎覺得李世民作為二皇子去爭奪皇位就有些不夠厚道，作為長子的李建成就應該理所應當的繼承皇位，作為兒子的李世民就應該毫無違逆的聽從李淵的吩咐與安置，但我們往往會忽略的是當時并不是和平年代的正常皇位交接，而是隋末亂世中的帝位爭奪。
李世民是誰?是李氏一族“反賊”血液的繼承者，是李氏造反事業的“實干家”，而在初唐建立以后，李世民所代表的便也不僅僅是自身，而是一個野心勃勃、實力雄厚的功勛政治集團，而李世民作為有名有份的帝位爭奪者，他的成敗又關乎著他所在集團的生死命運。
正如《君主論》中的所述的那樣：
一位君主，他并不能實踐那些被認為是好人應作的所有事情，因為他要保持國家，所以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備，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定，然而，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
而我們回過頭來再來看，比起千年后朱棣那場差點打翻了半個國家的清君側，玄武門之變簡直是政變的典范了，它高效、簡潔，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一針見血，生動的詮釋了什么叫做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生動的詮釋了什么叫做用人倫慘劇換取家國和平，畢竟在當初李世民的處境之下，他的抉擇絕不僅僅是逼宮造反一種。
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兵甲，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p>
當初李世民與李建成的皇位爭奪中，李世民其實已經把大部分的力量轉移到了洛陽，對他來說想辦法離開長安之后直接發動內戰似乎比起逼宮來更加穩妥，但那樣對于一個剛剛統一的脆弱國家來說消耗實在是太大，當然我在這里并不是說李世民高尚到可以為了家國大義犧牲自己的地步，只是李世民的當時的抉擇對國家來說是用最小的代價換取了最大的和平，某種程度上來講，這是君王對天下最大的仁慈，也是屬于皇帝的大仁大義。
“虛心納諫”是臣子心中理想君王的模板屬性
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歷史當中，對歷史人物評判的權力只存在于文人或者說是官僚群體當中，而在這其中，太宗和他所代表的貞觀之治一直是歷代文人的盛世典范，太宗也是他們心中最為理想的君主模板，這其中不僅僅是因為太宗皇帝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點還在于太宗的施政作風更接近于儒家納諫愛民的政治理想。
在君臣關系誕生的初期，君主與臣子的關系并不像是父與子的關系那般完全是單向控制的， “君君臣臣”的本意是“君為君，臣為臣”，這里強調的是一個君臣之間責任與義務統一的雙向約束關系。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關系在早期更像是一種契約關系，臣子也對君主抱有要求與期許，但隨著中國大一統進程的演進，臣子在面對君主的時候愈發的處于被單方面控制的劣勢處境，作為臣子需要時刻為了隨時會到來的清洗憂慮，而再回顧歷史，像魏征—李世民這種良好而坦率的君臣關系就顯得愈發令人向往了。
某種程度上來講，唐太宗是古代文人心中的帝王典范與政治理想，一方面精明而謹慎的君主牢牢的掌握住國家，另一方面他又會虛心的接納那些作為卓越人物的大臣們的意見，而在他們共同的努力之下，國家推行的仁政致使政治清明、國家富強、百姓興旺，而這在后世臣子的眼中就是如同堯舜禹時代一樣的政治神話了。
最后總結，歷代的皇帝們是中國歷史中最特殊的一個群體了，一方面他們明顯不被世俗的規則所約束著，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因為自身皇帝的屬性而被求全責備，而這也導致了對皇帝的評判標準與對普通世人的評判標準有著顯著差異，但究其根本，能在亂世之時戡平戰亂，一統家國;能在百姓流離失所之時讓百姓免于刀兵、生活富足;能在外敵入侵之時守土保家、開疆拓土，這樣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滿足人民的理想與期許的皇帝，應該就是好皇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