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了關于春秋時期外交官的相關知識，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
自從周公旦“制禮作樂”后，“禮樂”便成了社會的重要綱紀，有安邦定國的效用。
既然“禮”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擔負著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就必須格外重視“禮”。他們不僅要把“禮”應用在外交活動中，也要以“禮”為重心來強調個人修養。在筆者眼中，“禮”就外交官們是立身立國的基礎。
春秋時期，外交官是諸侯間進行外交活動的重要媒介，他們不僅要傳遞信息與政令，還要參與和組織會盟。在外交場合，外交官與他國接待人員所使用的交際語言，都是經過縝密的策劃、排列和修飾的。因此，外交官常常帶有高度的目的性，而外交行動的成功與否，很多時候都仰仗于外交官本身的修養內涵和文化底蘊。
那么，想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呢?
筆者認為，誠信、儀態、忠貞，是春秋時期外交官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這三點也是春秋時期“禮”的重要表現。
誠信
“信”的表象是“言行合一”。對于外交官而言，“信”即是言語真切且不詭辯，不僅如此，外交官最終的行為也應當遵守承諾，萬萬不可違約，這是春秋時期外交方面最重要的原則，同時也是國與國之間相處的重要憑證。
在《左傳》的盟書中，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文字——“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這就說明，以誠信為前提、互不猜忌，是當時所有人都應該遵守的準則。然而，盟書中著重強調這一點，也意味著，有一部分諸侯國間的盟誓，是在“爾虞我詐”中進行的。
國君的言行失信，一定會連累國家。而代表國家身份的外交官，能否化干戈為玉帛，常常取決于外交言談和行動的成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正是外交官行為的最佳注解。無論處于何國何處，“信”在當時被視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出使四方時，是尤其重要的。正因如此，外交官更須遵守這一原則，如若不然，就會寸步難行，甚至會損害自身和國家的利益。由楚國子反的言行，就可見一斑。
子反“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之言狂妄至極，我們都知道，晉、楚兩國結盟不過三載，楚國卻基于“利”的考量，打算侵略與晉國為盟的鄭國和衛國。筆者認為，此舉實是背信棄義的行為。對于一國權臣而言，“信”、“禮”才是與國家前途密切相關的，而子反看重的卻是“利”，這種一意孤行的結果，必定是不能免于禍難，因為他已經拋棄了講“信”守“禮”的基本原則。
《東周列國·春秋篇》子反劇照
不僅如此，外交官在講話之前，應該謹慎評估言論之可行度，思而后言，言出必行，不可隨意或敷衍。如鐘儀這樣言談真誠、守信忠君的人臣，便是外交官的典范。他被晉國囚禁多年，卻始終不易其志，不忘本、不忘舊，舉止不卑不亢，言論出即執行，范文子都贊其“仁、信、忠、敏”，可見，他贏得了晉國的尊重和禮遇。筆者相信，這樣的人必能擔起晉、楚兩國議和的重任。
在筆者看來，失信的外交，一定會導致禍患，如“鄭國與王師伐宋事件”。宋國攻打邾國，并掠奪了其田地，隨即遭到邾國聯合鄭國、王師的反攻。宋國向魯國求救，卻在魯國問“師何及”時說了謊話——“師未及國”。宋國外交官隱瞞真相的行為，被魯國認為是缺乏誠信的欺騙行為。所以，魯隱公才怒而止兵，并怨宋之不誠，最終導致了魯國和宋國的絕交。
由此可見，外交官在外的言行，對于國家而言，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不得不慎重處理。面對與自身使命有所沖突的事情，能行誠信之事的外交官，便容易受到贊許，反之，則容易引發禍端。
儀態
這里所說的“儀態”，并不是指外交官的外貌，而是他看待外交使命的態度。面對攸關國家命運的外交使命，一個成功的外交官應當秉持的態度，就是審慎和尊重。
從儀態就可以看出此人的外交舉動是否真誠。對小國的外交官而言，良好的外交儀態，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這是小國與大國周旋的最后資本。
筆者用“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的事情作為佐證，并進行分析。子產已再三告誡孔張，不得失禮，但孔張仍然遲到又失位，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從子產的憤怒和事情的結果，就可以看出，對于小國的外交官來說，“知禮”是相當重要的外交態度。
在筆者眼中，“守禮”是一種對外交尊重的表現，從孔張的行為，就可以看出貴族階層自律、涵養的不足。時代變遷，貴族教育漸漸沒落，便有可能出現類似孔張這樣的情況。
《東周列國·春秋篇》華元劇照
我們都知道，違“禮”大多數時候是因為對“禮”的不了解或不慎重，然而，也有人蓄意違背禮節，刻意地表現出對他國的藐視和敷衍，這里又要說到我們的反面典型——子反。
在宋國華元的力促之下，晉、楚兩國開啟了第一次“弭兵會盟”。晉國遣使到楚聘問，然而楚國卻完全沒有表現出誠意——子反竟然“金奏作于下”，還向使者透露，如他日國君有幸相見，便“一矢以相加遺”。這樣的外交行為不僅失掉了儀態，其咄咄逼人的宣戰之意也不言而喻。子反絲毫不把外交儀態放在眼里，他拋棄了“禮”這個立身處世的根本，因此在外交活動中，他自然不會遵守任何規范和盟約，也難怪范文子評價楚國“無禮，必食言”。可以預見，一場新的戰爭，即將在晉、楚兩國之間發生。
綜上所述，外交官“知禮”并“守禮”的儀態，代表了其國家的整體風氣和思想底蘊。正因如此，許多依禮而存的外交官，便能在外交活動中展現其卓越風采，留下千古美名。
忠貞
外交官持節出使，節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不僅代表了他的任務，也代表了他的國家。聘問時，面對對方不合禮之處，能堅守立場，不辱君命，就是可以被評價為“忠貞”的行為。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國間的利益糾葛日益嚴重，外交官面對誘惑時的進退、抉擇，也成為了外交方面的重要課題。
一直想要“復霸”的晉景公，無法容忍郯國一直侍奉被中原視為“蠻夷”的吳國，遂派范文子出使魯國，意圖拉攏魯國一同討伐郯國。然而，魯國卻“賂之，請緩師”。范文子以“君命無二，失信不立”一口回絕，他認為如果無法完成外交使命，無疑是失信于君且失信于國的行為，無法再立于朝政之中，并以“禮無加貨，事無二成”為由，表示“禮”是有規矩的，不允許有賄賂的情況發生，如若不然，就是“違禮”的行為。范文子以”君命”和“禮法”與魯國周旋，終于成功使“季孫懼”，進而達成聘問的外交目的。
由此可見，外交官在言行舉止方面，一定要合乎禮儀且忠貞不二，不能被誘惑蒙蔽。正所謂“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不合“禮”的賞賜或者宴飲，無論是出于友好、討好還是其他原因，都應予以拒絕，如此才能正確而正當地完成外交任務。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景公劇照
春秋時期，外交官在他國聘問時，很多時候對方的款待會逾越“禮”的規范。我們都知道，“忠于立場”本是外交官分內之事，然而，很多人卻因此得到贊揚，這也意味著當時還存在許多外交官違背“禮法”和“忠貞”的事情。宋平公和晉悼公在宴席上用不合宜的舞樂，就為此做了例證。
“桑林”本是天子之樂，宋平公想要以此來招待晉悼公，這明顯是逾越君臣之禮的表現。“荀罃辭”是因為他是合格的外交官，知道這是不合身份的禮樂;而荀偃、士匄卻堅持使用，他們認為“禮”已不再拘泥于制度，這種想法不但表現出貴族階層對“守禮”產生了分歧，也凸顯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普遍現象。
綜上所述，外交官的外交行為，應依“禮”而生，他們的誠信、儀態、忠貞也傍“禮”而存。也就是說，“禮”是衡量外交官是否稱職的準繩。
春秋時期，外交官的外交表現，就是一個國家的臉面。因此，身為一名外交官，無論何時，都要時刻提醒自己，要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并以社稷為重，萬不能逾越“禮”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