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不知道，唐朝詩歌為什么會如此盛行？別擔心，小編將為你詳細介紹。請繼續閱讀以下內容：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鼎盛的時期，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就是詩歌，唐詩不僅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也對世界上多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影響。

　　唐詩在漢魏六朝樂府詩的基礎上，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詩體形式的運用，還創造出了風格優美整齊的近體詩裁，這對格律音韻有著嚴格要求的新詩體，將中國的詩歌語言文化藝術，推到了一個歷史上成熟的巔峰。

　　唐朝詩歌文化的鼎盛，離不開唐代無數優秀詩人的作品，但為什么中國上下幾千年的歷史，唯獨唐代的詩人獨領風騷呢?這與唐代的取士方法有關。

　　古代的取士方法，從先秦時期的“世官制”，到漢時的“察舉制”，再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九品中正”的取士方法已不太適合統治的需求，于是隋文帝楊堅首創“分科舉人”，到楊廣時期，科舉取士制度正式成為國策，隋滅后，唐朝沿用了隋的科舉制，并在隋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以進士科為重，明經科次之。

　　“進士及第”是當時讀書人最大的榮耀，無數的讀書人寒窗十年，就只是為了一朝“及第”，一來可以光耀門楣，二來一展胸中抱負或解決生活困頓的問題，而唐朝時，進士科主要考的就是詩賦，所以唐朝科舉也有“詩賦取士”之說。基于這個原因，唐朝詩風的盛行就不難理解了，如《資治通鑒·唐代宗廣德元年》中載：“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就是詩歌韻律上的毛病。所以在唐代，往往有諸多“白首窮詩”的讀書人，一生究詩研賦，只為考上個進士，這倒讓很多杰出的詩歌作品，在這蹉跎的歲月里，被創作了出來。

　　唐時的考進士，比之明經科，難度可是為歷朝之最，所以也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唐朝的大文豪韓愈，就曾多次不第，甚至連“詩圣“杜甫，在考時也是名落孫山，可見難度之高。除了兩位外，更有無數才學出眾的唐代才子紛紛落榜，這也是為什么留存的唐詩作中多存郁郁之意的原因了。

　　唐時科舉難考的問題主要還是出自科舉制度上，唐朝的科舉并沒有采取“糊名“制，士子考試前可以公開推舉，謂之“通榜”。而考進士的士子，往往會將自己的作品遞呈給朝中有聲望的人看，稱為“溫卷”，像韓愈，在科舉期間就曾多次給宰相上書自薦，考官會根據考生的社會名望和才德作為取士時的參考。

　　這樣的科舉制度，讓許多出身不好，或名聲不顯的讀書人，科舉之路異常坎坷，如杜甫，雖然身后獲得諾大的名聲，但在當時卻是名聲不顯，所以導致仕途不順，一生窮困潦倒，連兒子都被餓死。而杜甫的詩作，雖然多發憂國傷民之情，但骨子里散發而出的，主要還是自身難展一身抱負，以圖回報國家之心罷了。

　　再如唐詩《己亥歲二首》的作者曹松，一生研詩備考，卻無一中第，直到71歲高齡，碰上了皇帝心情不錯，才下旨選撥一些出身貧寒，參加過多次科舉沒有考中的考生，特賜“恩榜”，才最終成為了進士。當時同榜的五人中有二人已經超過了七十歲，剩下的三人也都過了六十歲，于是這次的放榜就被時人稱為“五老榜”。

　　“五老榜”謂之當時的佳話，但實際上，這更像一種諷刺，曹松當年被授校書郎，后遷任秘書省正字，但如此風燭殘年，那堪勞累，及第次年曹松便逝去。

　　曹松在唐代無數杰出的詩人中名氣并不算顯赫，但他在科舉路上蹉跎一生所作的《己亥歲二首》，卻是唐詩中的杰作，如“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更是千古名句。曹松一生都在科舉路上蹉跎流浪，因生活在底層，也見多了窮苦百姓的苦難，再加上屢考不第，心中自然難免存有怨憤，“憑君莫話封侯事”是諷刺當時的鎮海節度使高駢的詩句，高駢因鎮壓黃巢有功，被封渤海郡王，在曹松眼里，高駢之流不過是“功在殺人多”而已，就像“一將功成萬骨枯”中深深流露出來的厭惡和憤恨。

　　唐朝的詩風因科舉而鼎盛，又因環境而變化，所以盛唐詩歌多是意氣風發之作，而中晚唐詩歌，因為戰亂和朝政的腐敗，往往胸懷抱負的有志之士，卻不得所用，一生流浪坎坷，因而詩歌的表現變得內斂沉郁，多有憤怒譏諷之作或顯露厭世歸隱之心，正如晚唐著名詩人韋莊，從“平生志業匡堯舜”，到后來的“又擬滄浪學釣翁。”這是大多數晚唐詩人政治理想破滅后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