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于朱元璋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人參是一種常用的名貴藥材，在眾多草藥序列中，人參一直享有“百草之王”的美譽，被《神農本草經》譽為“上品”之首。現代科學研究也證實，人參的神奇功效也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在諸多方面都有著極高的臨床應用價值，其在中藥界的地位可謂不容撼動。

　　人參以其治病強身的功效，歷朝歷代一直受到帝王貴族的追捧，把它作為日常補品長期服用。但到了明朝初年，這種局面卻為之一變。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層貧苦農民，深知百姓生存不易，物力維艱。

　　朱元璋聽說人參生長于深山窮谷之中，人跡罕至之地，百姓們為了尋找到合用的好人參，往往要翻山越嶺，風餐露宿，跌落懸崖或者迷路困死、或者被狼蟲虎豹傷害的時時有發生，于是心有戚戚焉，動了惻隱之心。

　　為了減輕民間負擔，《綱鑒易知錄》記載，他曾下過一道圣旨：“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后不必進”。《明史》也記載：“太祖洪武初，卻貢人參，以勞民故也”。朱元璋為了愛惜民力，明文規定把人參從皇家御用貢品的名單中剔除出來，不準他的子孫也就是明朝列位皇帝再吃人參。

　　如果朱元璋的話得到貫徹遵守，于國于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一代人管不了兩代人的事，朱元璋雖然是開國皇帝，但也僅僅能獨善其身。他雖以身作則不吃人參，但他的子孫們當了皇帝，卻故態復萌，照舊把人參當作上好補品，肆意享用，終于惹來一場大禍。

　　在中國古代，人參的分布區域與現代不同。過去人參主產區主要有兩個：一是山西上黨潞州一帶的太行山中，二是遼東長白山。說到這里，有人會認為筆者在胡說八道，因為很多人都有一個印象：山西上黨地區的特產是黨參，人參貌似只有東北長白山才有。其實這種印象是錯誤的。很多歷史記載證實，山西上黨地區不僅產黨參，在古代也曾盛產人參。

　　太行山區的高海拔地帶，森林密布，氣候寒涼，土壤肥厚，與關外長白山區氣候頗有相似之處，完全具備人參生長的自然條件。在古代，上黨的太行山區一直是人參的主產地，其地出產的上好人參，自唐宋以來一直是皇家御用貢品。

　　早在南北朝時期，醫學家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就記載“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其他地區所產“俱不及上黨者佳”。唐代《通典》記載：“上黨郡貢人參二百小兩”，宋代《九域志》記載：“上黨郡貢人參一千斤”。明代大藥學家李時珍，勤求古訓，多方考察，專門對此問題做過研究，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宋蘇頌《圖經本草》所繪潞州者，三椏五葉，真人參也”，都是有力證據。而黨參則是清代中后期才興起應用的“新”品種。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把他的遺訓當成耳旁風，為了延年益壽，每年都大量消費人參，大肆向上黨地區攤派征收上等人參，給上黨、潞州地區的農民造成沉重負擔。這種行為最終導致嚴重后果。一是導致上黨地區人參“參跡日漸稀少”，成了瀕危物種。二是《中國新木草圖志》記載，“潞州農民，以征求者無厭，遂以人參為地方之害，因噎廢食不復采取。”《本草綱目》也記載，“民以人參為地方害，不復采取”，從此放棄栽培和保護人參資源，甚至故意去加以毀壞，導致人參逐漸在上黨地區徹底消失。

　　關內沒了人參產區，明朝皇帝們消費人參的習慣卻改不了。于是，關外遼東長白山的人參，得以嶄露頭角，瞅準這個巨大的市場真空，異軍突起迅速占領了市場。然而當明朝帝王將相們欣欣然享受關外人參時，他們卻沒料到一場大禍在形成。

　　關外的人參產區，全部在建州女真的掌控之中。一代梟雄努爾哈赤，雖然野心勃勃想吞并明朝，但苦于經濟實力低下，嚴重缺乏軍費。但人參貿易的蓬勃興起，卻為努爾哈赤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經濟來源。明朝有識之士指出，“奴酋擅貂參之利，富強已非一日”。人參成了清朝崛起的重要原動力之一。大量白銀外流，不僅讓建州女真實力迅速增長，而且加劇了明朝財政危機，動搖了明朝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了明朝的亡國大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