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清代，有兩位著名的廉吏備受贊譽：其中之一是禮部尚書張伯行。他以清廉正直的為官風范而聞名，堪稱“天下清官第一”被康熙皇帝所稱道。那么，張伯行的身份背景又是怎樣的呢？他又是通過何種信念成為了一位廉潔公務員的呢？

　　“善吏”一詞始見于《史記》，意為良吏。自古以來，為政當施善政，治國當行善治，為官當做善吏。

　　就今天而言，一個領導干部僅僅廉潔奉公或僅僅能干事、有作為，都不夠全面，只“廉”不“能”是庸官，只“能”不“廉”是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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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領導干部的一定要做一名“善吏”。“善吏”首先應該是廉吏和能吏。也就是說，一個官員只有具備了“廉”和“能”，才能稱得上是一位“善吏”。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镕基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在上海工作時講過，‘人不畏吾嚴而畏吾廉；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生明，廉生威’，周谷城先生聽到后，說這段話很好。這段古代名言，我從小就會背誦，就是不知道是誰說的，你們大家有興趣，就幫著查一查，查到出處后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

　　此后，朱镕基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這段古代名言。朱镕基所說的這段名言，出自我國明代著名的三十六字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相傳為明代山東巡撫年恭定所撰并勒石立碑，這段名言便被后人奉為官箴。

　　三十六字官箴最核心的兩個字是廉和公，二者當中，廉為先。公生明，廉生威。沒有廉，公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為官之道，應廉字當頭。

　　在中國的清代，曾經出現過兩個著名的廉吏：一個是禮部尚書張伯行，他為官清正，被康熙皇帝稱之為“天下清官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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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伯行任江蘇巡撫的時候，為禁下屬送禮，專門發布檄文：“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

　　另一個就是兵部尚書于成龍，于成龍任兩江總督3年之后病逝于南京署中，僅有的遺物是一個破箱和一個瓦缸，瓦缸中粗米數斛，破箱內只有一套官服、官靴。

　　前來悼念的官員無不相哭失聲，就連“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康熙皇帝稱贊其為“天下廉吏第一”。

　　古往今來，一條鐵律：貪官身敗名裂，廉吏名垂青史。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歷史是一面光鑒的鏡子，是做貪官還是做廉吏？道理不言自明。

　　能吏的反義詞是庸官。庸官的危害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貪官影響惡劣，但是，在官員隊伍中，如果庸官居多，其危害之大、影響之深遠比貪官有過之而無不及。

　　庸官主要是指那些在其位不謀其政，不愿意擔當，遇事明哲保身、推諉扯皮的官員。庸官的為官哲學是“不干事；不出事；干事越多，越容易出事；因此寧愿不干事，方保不出事”。

　　東漢學者班固曾經給這類官員畫像曰——尸位素餐，比喻占據職位而不做工作的人，正如祭禮中的尸，只坐在位上，不必做任何動作，白吃飯，不干活。

　　其實，庸官的危害還不僅在于此，他們不善于謀事，卻善于謀人。這些官員往往善于經營人際關系，自己不干事，也不愿意看到別人干事，拉幫結伙，攻擊干事者，給干事者潑臟水、使絆子。

　　此外，吹牛拍馬往往也是庸官的長項。以至于導致一種社會現象：佼佼者常受抑，平平者常通達。如何做一名能吏呢？這就是敢作為、有作為、會作為，能干事、干成事、干好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敢于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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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道德經》第八章在解釋“上善若水”的時候把善分解為七層含義：“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其中的“正善治”即“政善治”，善治應當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但善治的前提是要擁有“善吏”，換言之，有“善吏”方能實現善治。

　　張伯行自幼即聰敏好學，受父親、祖父的影響，品德也很高。十三歲時就通讀了四書五經。在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張伯行考中了舉人，四年后中殿試三甲八十名，賜進士出身。

　　歷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剛直稱。其政績在福建及江蘇最為著名。學宗程、朱，及門受學者數千人。謚清恪。

　　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補授內閣中書，從此步入仕途。張伯行做官雖晚，但他任官始終忠于職守，克勤克儉，因而聲名聞于天下，不但康熙皇帝對他多次表彰、擢升，百姓也稱贊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在康熙四十二年，張伯行授任山東濟寧道，當時正值災荒，人民流離失所。他就讓人從家中運糧食救濟災民，又捐出幾船錢帛分發給百姓。

　　到任后立即開倉賑濟，幫助百姓渡過難關。為此，他被指控擅動倉谷，應該革職問罪。張伯行認為"倉谷為輕，民命為重"，據理力爭，最終使上司免去了給他的處分。做官為民是張伯行始終堅持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