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共200卷，包括《本紀》20卷、《志》30卷、《列傳》150卷，原名《唐書》，宋祁、歐陽修等所編著《新唐書》問世后，才改稱《舊唐書》，成書于后晉開運二年(945年)。

　　本紀

　　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于吳兢、韋述等《唐書》帝紀;德宗至文宗，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多寡加減、編纂而成，與前半部已有現成帝紀可以直接引用的情況不盡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賈緯《唐年補遺錄》65卷。《舊唐書》卷一八宣宗紀“史臣曰” 的第一句稱，“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我們知道，唐宣宗實錄在唐代沒有纂成。唐昭宗時，裴庭裕“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三卷，目為《東觀奏記》，納于史館。”今本《唐會要·修國史》中的這一記載，在整部《舊唐書》中只字不見，而且連裴庭裕這個人也未提起，后晉史官似未見其人、其書，這個“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賈緯了。因為后晉史官中，只有賈緯為纂修唐史、補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有《唐年補遺錄》。同樣，《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這更證明，《舊唐書》武宗以下的帝紀是采自賈緯之書，并無裴庭裕《東觀奏記》。

　　志

　　有一個以往都未曾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唐代關于“禮法之沿革”的幾部主要撰述，《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后晉時卻曾為朝廷重視過。《冊府元龜》卷五五九、《舊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關于修《大晉政統》的記載。后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云：

　　請于內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古今，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

　　其事雖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幾部撰述后晉時顯然尚存。除了《禮閣新儀》外，其余都可以在《舊唐書》的紀、志、傳找到它們的纂修情況和內容簡介。前、后《會要》，即蘇氏兄弟《會要》、崔鉉監修《續會要》，為今本《唐會要》的前身。這類有關“禮法之沿革”的撰述，無疑是《舊唐書》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別來說，大體可以作如下概括：禮儀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王彥威《曲臺新禮》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參照了《通典·禮典》。音樂志4卷，志一主要依據前、后《會要》，并參照了《通典·樂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參照了前、后《會要》、昭宗時的有關奏議;志三、志四為后晉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是修史計劃中作有規定的。歷志3卷，應當本于韋述《唐書》，這可從其序文中找到線索，即所謂“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關記載同，顯然采自前、后《會要》;志下“災異編年，至德后”，不少見于各帝紀，當采自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及司天臺有關記載。五行志1卷，以前、后《會要》為主要史源，并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長，極有可能是采自韋述《唐書·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職官志3卷，志一“錄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后晉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德宗時的變革，主要錄以當時的詔敕。輿服志1卷，采錄《大唐開元禮》的同時，又以蘇氏《會要》為另一重要史料來源。經籍志2卷，節取毋煚《古今書錄》而成。食貨志2卷，為最初總體規劃中所無，在纂修過程中對唐代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有較深入的認識，加之最后一任監修劉昫在后唐、后晉都以宰相判三司，總管鹽鐵、戶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來的錢谷、貨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記內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詳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韋述《唐書·食貨志》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間的主要史源則是前、后《會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為主要史料來源。總括起來說，《舊唐書》“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而是以“記禮法之沿革”的各項“專史”為主要史料來源，如《大唐開元禮》、《唐六典》、《通典》、《會要》、《續會要》、《曲臺新禮》、《大中統類》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傳

　　以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目錄為據，立傳者(包括目中出現的附傳、有目無傳者)，除去重復，共1820余人，周邊政權45個。

　　關于人物，大致有三種纂集辦法。第一，吳兢、韋述《唐書》中有傳者，后晉史官大都用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錄，或略作編排。第二，韋述《唐書》以后的人物，后晉史官多據各帝實錄進行剪裁。以韓愈《順宗實錄》為例，中有7人傳記，即張薦、令狐峘、張萬福、陸贄、陽城、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傳。對照《舊唐書》中相關列傳，除不記言外，只有取舍詳略和文字繁簡的差異，并無規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張萬福、陽城三傳，與《舊唐書》三人傳記，如出一轍。列傳剪裁實錄，還有一種情況，即以實錄中的記事補敘到相關人物傳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條所引《唐憲宗實錄》140余字，幾乎完完整整地出現在《舊唐書·盧坦傳》中。第三，國史、實錄失記或記述不完整的人物，則家傳、行狀、墓志、文集，乃至雜史、小說，不論《經籍志》是否著錄，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晉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傳中的45個周邊政權，取材情況與人物傳傳記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國史、實錄舊本”，《通典》、前后《會要》、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來源。

　　整體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五代后晉史官在纂修這部唐史時，絕非僅僅限于唐代的國史、實錄舊本，這是必須清楚的。應當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唐代國史，德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實錄，宣宗以前的有關“禮法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舊唐書》中提到的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都是后晉史官修史時的采摭對象。此外，不要忘記的就是《唐年補遺錄》了。至于剪裁是否恰當，考辨是否精審，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來就短缺，盡管幾經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晉史官不得不大為感嘆：“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允墨揮翰，有所慊然!”《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史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