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作為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一位皇帝，其功績與過失一直是歷史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一方面，他開創了漢武帝時代的繁榮盛世，推動了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的發展，開啟了漢武帝時代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他的殘暴手段和內政失誤也備受詬病。因此，評價漢武帝是功績輝煌還是過失較多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復雜的歷史議題。

漢武帝是功大于過，但也是他在位時期由盛轉衰，西漢從頂點滑下。秦漢帝國的經濟基礎是編戶齊民，有了控制在中央的編戶齊民，才有穩固的中央。項羽不是被打進首都，不屬于這個例子。但的確被打進都城亡國基本是必然。

當然偶有例外，阿提拉打進了羅馬城，西羅馬沒有立刻就亡，但也種下了種子。從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復。

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隨后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占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

漢朝建都就沒考慮過面對匈奴的縱深，本來就建在邊邊上，匈奴只要在最靠近長安的邊界附近鬧事就算逼近長安的話，那這個“逼近長安”有點不太值錢，倘若漢朝建都洛陽，匈奴怕是累死也逼近不了漢都。

漢朝才能和匈奴打的有來有回，后面的王朝就沒有那實力了，到了后期大炮上來了，游牧民族就又不行了。馬鞍和馬蹬的出現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胡服騎射以后趙國就以騎兵縱橫天下，而趙國騎兵總規模不過四萬，那時就是重要戰力了。

看馬鞍和馬蹬的出現要應戰車的消亡為參考，而不是大規模成熟的騎兵戰術為參考，明確的記載大概是出現在西漢末年但前后也就相差百年，按照古代的技術進步速度應該已經在韁繩中發展出了繩索類的腳踏。

漢武帝之所以沒有亡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的末年，已經開始有所調整，關于輪臺詔，有學者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在經過多次挫敗之后，漢武帝已經不再有畢其功于一役的信心了。此外，霍光等顧命班子改變了國家大方向，也有重要原因。

王莽上位當然得到了劉歆為代表的一批人擁護，但不擁護他的同樣大有其人，尤其是在他篡位之后，大批人不再支持他。

王莽上位最重要的支柱，只有兩根，一個是王家的多年政治資本，這和后來袁紹的依靠相似，尤其是掌握了軍隊；一個是在宮中具有影響力的王家后宮。而劉歆等人所做的，無非是將原本對漢家皇帝的不滿，轉變為了王莽上位的輿論。

但這種篡位是明顯不符合儒家標準的，因為伊尹、周公等人都沒有真正改變皇位，包括霍光也是如此，這也是為什么霍光雖然后代被誅滅，但本人卻一直沒被徹底否定，甚至還有一定的褒揚。

漢武帝的前中期的戰爭是必要的，但后期比如遠征大宛則是好大喜功。后期的戰爭耗費導致對內部盤剝過重，于是“海內戶口減半”。戶口減半不是這些人死了，而是為了躲避朝廷的苛捐雜稅，逃去了邊疆或者深山老林，還有很大部分是投奔豪強求其蔭庇。

既然你說到了豪強這個字眼我順便提一嘴，封建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大家都知道，氣候是激發平民反抗的導火索（農耕被惡劣氣候摧殘，平民活下去都成了問題）。

劉徹上位后的條件除了有點錢，符合一個王朝滅亡的所有特征（文景時過于放任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大土地兼并嚴重，外患，內憂，導火索冰期，混亂的經濟政治制度），包括他的性格也符合一個亡國之君的所有特征，但他沒亡。

搞錢客觀上打擊了地主豪強，連年對外征伐客觀上減少了人口減少了漢朝的糧食壓力，并且搶劫北方給自己輸血，還拖垮了同樣面對惡劣氣候的匈奴，為了打匈奴完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和有效經濟制度。

作為一個人，他是一個壞人。王莽恰恰相反，如果他能夠堅持不篡位，而是通過掌握相權和后宮影響，來推行自己的改革，那上限是超過張居正的。我覺得，王莽的出身和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很可能影響到他不能選擇這樣一條路。

漢武帝之前的大漢可不是什么頂點，文景之治所遺留的錢跟武帝自己搞得錢比屬于說是小巫見大巫。我說個比較宏觀的事件，封建歷史上有七個還是八個冰期，這段時間幾乎都導致了席卷全國的亂或者亡國，只有一個例外，沒錯漢武帝時期。

武帝朝可比文景朝高度高多了，不管是政治經濟制度還是武力還是中央權力，當然如果你說得按人口或者按史書評價或者人民幸福感為衡量標準,那當我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