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亂后，南朝梁文學在江陵地區出現了短暫的復興。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江陵政權始于承圣元年(552)，終于承圣三年(554)。在此三年內，梁朝處于侯景之亂后的短暫和平期。在蕭繹的號召下，江陵聚集了大量的文人精英。他們在此處校訂典籍，舉行了詩歌演唱和活動。
一、江左文人集團的重組
梁太清六年(552)三月，蕭繹領荊州軍平定侯景之亂;十一月，蕭繹據江陵正式稱帝，改元承圣。江陵政權正式走上歷史舞臺。江陵一直是南朝重鎮。西晉末，中原世族南遷，部分世族僑居于江陵。梁朝時期，江陵士族已成為江左士族的中堅力量，如南陽宗氏、南陽庾氏。
另外，江陵歷來為荊州治所，南朝歷代的荊州刺史大多是皇室宗族，他們當中有很多喜愛文學的人，他們的經營為江陵打下了一定的文學根基。蕭繹鎮守江陵時，亦積極接引文學之士，遂成著名的“西府文人集團”。蕭繹能在江陵召集眾多人才，一方面憑借的就是其文名遠播，另一方面，則是憑其戡亂之功。
相比同時期的其他勢力，如益州蕭紀、雍州蕭詧等，都在侯景圍困建康時擁兵坐觀，而蕭繹卻帶領以王僧辯為首的荊州軍剿滅侯景，自然樹立了很大的威望。加之其鎮守荊州多年，“擁全楚之資”，頗具實力，所以，蕭繹建立的江陵政權頗具號召力。侯景之亂后，很多文人紛紛投奔至江陵，一時間，江陵匯聚了梁末眾多的文學精英。
投奔江陵的文人中，有蕭繹主動接引者，如王褒;有王僧辯為其招募者，如沈炯;有自發西上者，如姚察父子。王褒是南朝高門瑯琊王氏的后裔，蕭繹欲待之以不次之位。可見瑯琊王氏門第之高、文才之盛。
侯景之亂時，王氏家族遭受重創，王褒以家族及自身文名西赴江陵，對元帝而言具有相當強的文化號召力，于其自身而言亦是家族文化的延續。王僧則辯在平定戰亂的過程中，曾為元帝招攬到不少人才。如蕭大圜，是侯景之亂后鮮少幸存的蕭氏子孫之一，王僧辯對其招募，帶有鞏固元帝勢力的政治意圖。
大圜至江陵后，元帝令大圜告知其兄汝南王大封等前來拜謁，即可知元帝意在控制這些威脅其皇位的子侄。另如庾肩吾、庾信、姚察父子、顏晃等，皆為侯景之亂后自發投奔江陵政權者。《陳書·姚察傳》載：“元帝于荊州即位，(察)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以其“例”字可見，當時投奔江陵者甚眾。
經歷過國破家亡的文人們本身就脆弱不堪，亟需求一個安穩之地投靠。尤其是一些高門大族之后，他們肩負家學傳承之任，更加渴望新政權能重新走上治世乃至盛世之路。
江陵政權滅亡后，這些文人或入北，或入陳。庾信、王褒入北周后為宇文氏禮遇，陰鏗、徐陵入陳后亦為重要文人。可見，在建康文學遭受重創后，此時期聚集江陵的文人，是多么優秀和重要。
二、典籍校訂中“四部”名稱的標目
蕭繹在江陵即帝位之后，欲定都于此，遂命王僧辯將建康留存的書籍運至江陵，并敕學者、文人進行整理、校讎。梁朝很多典籍都保存于臺城宮殿內。侯景之亂時，建康城“千里絕煙，人跡罕見”，很多宮殿被燒毀，幸有部分保存良好，文德殿就是其中之一。王僧辯運往江陵的典籍就多為文德殿所存。
文德殿為梁朝校訂典籍、討論文學的機構，兼具學術和文學功能，在武帝天監年間與蕭綱入主東宮兩個時期最為繁榮。入文德殿者，一為在此機構中擔任職務的人，一為受武帝宴請參與論詩作文等活動的人。此二者中，既有博學多識的儒生，亦有才華橫溢的文人。
武帝天監時期，王僧儒、張率、袁峻、丘遲、到沆、庾于陵、許懋等人皆入直文德省，校訂墳史，撰錄典籍。而若王訓、蕭子恪、賀琛、王規、沈眾、張譏者，皆曾被召入文德殿，奉詔賦詩作文。《隋書·經籍志》錄有《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和《文德殿目錄》，皆為在此地的文人學者整理校讎之果。
文德殿書目的整理校讎，為梁朝匯集了大量珍貴典籍，是南朝自劉宋以來圖書業的一大盛況。武帝“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梁朝公私典籍之盛為前三朝所不及。蕭繹作為武帝之子，特著《金樓子》記其聚書之好，又在即位后特令王僧辯將書運往江陵，與此不無關系。
在武帝召集群臣賦詩的宮殿中，包括文德殿、華光殿、壽光殿等，其中屬文德殿所聚次數最多。其中原因，當是文人集體作詩好用典隸事以炫文技，不免有競爭之意。文德省作為當時最大的聚書機構，不僅為武帝所喜，亦為文人所愛，因而成為武帝時文人集會的常聚之所。文德殿論詩作文之風亦延伸至蕭綱入主東宮時。
時蕭綱“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其中，張長公即為武帝時入直文德省的張率之子。文德省的存在，既承擔了聚書的職能，又為文人論詩唱和提供了輔助作用，可為當時一文化標桿之所在。侯景之亂后，文德殿的典籍悉歸江陵，自然會引起很多文人的重視，包括蕭繹在內。
對蕭繹個人而言，這既是為了個人之喜好，亦是鞏固江陵政權的方式。對侯景之亂后四散各地的文人來說，這些典籍具有極大的文化向心力。《陳書·周弘正傳》載：“及侯景平，僧辯啟送秘書圖籍，敕弘正讎校。”可知，元帝組織了學人對王僧辯運來的典籍進行了整理讎校。以顏之推所記，參與校書者共十六人。
以經、史、子、集四部分為組，每組四人。在現存史書中，有明確姓名記載者共十人：周弘正、王褒、殷不害、王孝紀、徐報、庾信、周確。其中，周弘正為經部領校人，王褒為史部領校人，殷不害為子部領校人，庾信為籍部領校人。
此次校書是元帝組織江陵文士進行的一次大規模校書活動，其意義在于：明確了書籍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名稱。古書典籍的目錄分類始自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編《七略》，因其中《輯略》為總序，所以實際上是將書籍分為六類。后來東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延續了劉氏父子的分類法。
西晉時期，荀勖作《晉中經簿》，首次將書籍按六藝小學、諸子百家、史傳記錄、詩賦作品四部進行分類，并以甲、乙、丙、丁四字進行標目。東晉李充撰《晉元帝書目》，沿用了荀勖的四部分類，并以甲、乙、丙、丁進行標目。
不同的是，李充將荀勖的四部分類順序調整為：六藝小學、史傳記錄、諸子百家、詩賦作品，近似后世的經、史、子、集之順序。南北朝時期，南齊王儉撰《七志》，梁朝阮孝緒撰《七錄》，二者都延續了兩漢時期的分類方法。
又有劉宋時期，謝靈運編的《四部目錄》;南齊時期，王亮、謝栔編《四部書目》;梁朝時期，任昉、殷鈞編《四部目錄》，又名《文德殿目錄》，劉孝標編《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劉杳編《古今四部書目》。可知，書籍分類自兩漢至魏晉，是由“七分”(實際為六分)轉變為“四分”，至南北朝，則“七分”與“四分”并存。
直至《隋書·經籍志》，將書籍按經、史、子、集順序分類，正式確定了四部分類順序和四部名稱。在“七分”與“四分”并存的南北朝，江陵文士選擇后者進行整理校勘，可以間接看出其領導人蕭繹的四部分類觀念。蕭繹在其《金樓子·著書》中，將所得圖書分列目錄，按甲、乙、丙、丁分類，四類順序亦近似經、史、子、集之序。
另外，在《隋書·經籍志》之前，四部分類順序雖逐漸靠近經、史、子、集之序，但鮮少見到“經史子集”的明確標目，唯有顏之推記載的此次江陵校書，明確出現了書籍四部的名稱——經、史、子、集。此次校書，可以說是現存文獻記載中首次出現四部分類“經史子集”的名稱。可見其意義之重大。
三、詩歌唱和中宮體詩風的復蘇
侯景之亂雖然導致了以蕭綱為中心的宮體文人群潰散，但江陵政權集聚了荊、揚兩地的文學精英，他們在蕭繹的領導下，偶爾有舉行集體性的文學活動，只是這些活動因戰火破壞記載甚少。在現有的史料中，僅可略窺一二。
《陳書·徐儉傳》載：“侯景亂，(徐)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徐儉，即上述參與子部校書之徐報，為徐陵長子，“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頗有徐陵之風。以上文記載看，徐儉曾做過一首侍宴詩，只是如今不見。
徐儉與其父相同，也曾出使北地，庾信曾作《徐報使來止一相見詩》曰：“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可知，徐儉出使北方時曾看望過庾信。從庾信給徐儉所贈詩可以想見，徐儉應是承其父之學善于作詩的，否則庾信也不會以詩相贈。
另北周滕王宇文逌曾提及庾信在江陵的作品集：“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可知，在蕭繹領導的江陵政權中，不僅有帝王組織的宮廷宴會賦詩，文人私下亦有不少的詩歌創作。另一處集中性的文學活動當屬元帝等眾人作《燕歌行》了。
此次詩歌唱和活動，原作者為王褒，元帝及庾信等人皆為和作，眾人作品合為《燕歌行集》，今所見“三數篇”，正是元帝、王褒、庾信的三首詩歌。蕭、王二詩皆承襲魏文帝《燕歌行》之“行役不歸，夫人怨曠無所訴”，風格偏于婉麗。
元帝之作純寫少婦閨怨，流于哀婉，王褒之作分述征人思婦，首尾皆以思婦情思為主，風格較元帝之詩更為明麗。二位詩人都是生活在宮墻之內的貴族，對外界的接觸也鮮少能真正領略塞北寒苦，一點了解多是來自于史書中的描述，因而所謂“妙盡關塞寒苦之狀”未必屬實。
相比而言，庾信之作在藝術上要勝過元帝和王褒。如：“代北云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詩歌前半部分寫將軍征戰之久，行人戎役之苦，悲涼慷慨，頓挫激昂，其中寫景狀物甚是遼闊蒼茫。后半部分又回到昔日宮體舊調，寫思婦離情之深，空床獨守之難，風格綺麗輕冶。
最后四句轉而表達了作者求仙問藥的暢想。江陵政權建立時，既要面臨蕭氏皇族內部爭斗，又要提防北部西魏的虎視眈眈。在人人自危之時，詩歌結尾卻宣揚了這種思想，與當時的時代背景頗不協調。
這種矛盾的現象是特殊的時代環境對詩人人格造成的影響：侯景之亂發生后，庾信投奔蕭繹，并對江陵政權寄予熱切希望。然蕭繹生性多疑，對部下甚為猜忌，以致君臣離心。他甚至起用侯景余黨，繼續攻殺威脅其政權的皇室親族，此為內憂。而東、西魏虎視眈眈的環伺，對于戰后國力弱小的江陵一隅而言是極大的危機，此為外患。
詩人心中既希望梁朝能在江陵繼續延續，又對嚴酷的政治形勢無可奈何，詩歌情感只得表現得非常復雜。透過社會背景可知，庾信詩歌中的哀怨之情不僅是思婦、征人的哀怨，還有更大的社會哀怨，這種哀怨之情相比王、蕭二詩流于表面纖靡之風而言，更加深透，更多層次。王夫之評此詩曰：“故人患無心耳，茍有血性、有真情如子山者，當無憂其不淋漓酣暢也。”
四、總結
總體而言，侯景之亂雖然打破了梁朝安逸享樂的和平，使得京都建康的宮體詩人群四散飄零，宮體詩創作也因戰亂被擱置，但蕭繹建立的江陵朝廷積聚了建康、荊州兩地的文學精英，文人校勘典籍，對書籍四部名稱進行了明確標目。
江陵文學出現短暫的復興，他們的《燕歌行》唱和活動反映了在相對穩定的短暫時期內，梁末文學出現了宮體詩復蘇的跡象。元帝與王褒二人的《燕歌行》延續了梁朝宮體詩的艷麗之風，而庾信的《燕歌行》既有宮體詩之麗，也包含了對時局擔憂的復雜情感，相比元帝、王褒二人之作更加深沉，此詩可被視為庾信詩歌詩由梁朝宮體走向暮年詩賦的重要過渡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