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真正了解三國時期魏蜀吳的經濟政策呢？小編為大家提供了詳細的相關內容。

　　三國紛紛民不安，東吳西蜀漢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劉備皇叔駕坐在西川，東吳坐下孫權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了江東的半邊天。

　　這是“太平歌詞”有名的唱段，東吳有沒有六郡八十一州、是州大還是郡大，且不去管它，咱們今天的話題是換個角度看三國：三國有刀光劍影，也有經濟暗戰，曹操劉備孫權的經濟政策，是薅了誰的羊毛?

　　后漢亂世，梟雄們或者挖墳掘墓養兵自重，或者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百姓“人相食”，只給手下吃桑葚河蚌的袁紹袁術兄弟死掉了，筑成屯糧的董卓公孫瓚也死掉了，踩著梟雄肩膀站起來的曹操劉備孫權，之所以能成為把袁紹劉表劉璋等人都拍在沙灘上的后浪，也是有一定經濟頭腦的——任何朝代，打仗打的都是資源，你有多少糧，就有多少兵。

　　屯田收稅超過百分之五十，曹操的盤剝是否很嚴重?

　　在正史中，曹操的“摸金校尉”和“發丘中郎將”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沒有答案，那是因為這兩個軍銜很可能是陳琳發明的，《為袁紹檄豫州文》為了政治軍事需要而丑化曹操，是當不得真的。

　　研究史實有一個“孤證不立”的原則，陳琳一家之言可以不予采信，正史中諸曹夏侯五子良將乃至許褚典韋，都沒當過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倒是記載了另外兩位經濟高手，是他們制定了在當時切實可行的足兵足食政策，讓曹操當上了三國三巨頭的老大，也讓漢獻帝劉協不再挨餓。

　　漢獻帝興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4年，大漢帝國的經濟已經崩潰：“是歲谷一斛五十馀萬錢，人相食。”

　　大河無水小河干，地主曹操家也沒有余糧了，士兵們吃不飽肚子就打不了仗，曹操只好裁減員工：“乃罷吏兵新募者。”

　　一沒糧就裁員，這種事情可一不可再，所以曹操急得頭發一把一把地掉：三十萬黃巾降兵，要是都遣散了，沒準又鬧出張角羊角牛角來了!

　　曹操是不是那時候就急出了頭風病不得而知，他把腦袋當做欄桿拍遍之后還是一籌莫展，這時候就有兩個經濟學家站了出來向他獻上了安邦定國大計。

　　這兩個經濟學家，一個叫棗祗，另一個叫韓浩。他們為曹操想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正是這個辦法，幫助曹操在中原站穩了腳跟，即使在對劉備孫權的戰爭中失利，也不至于一敗涂地弄得無家可歸。

　　棗祗、韓浩替曹操想出的辦法很簡單，簡單到只有兩個字：“屯田”。

　　屯田當然不是曹操首創，也不是到曹操為止，但他無疑是做得最好的一個。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正式下令在屬地開戰大規模屯田運動：“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曹操當年屯田當年見效：“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曹操的屯田制度，是曾經受過批評的，因為有人說他收稅收得太狠了：官六民四，也就是打下一百斤糧食，曹操收走六十斤。

　　即使是桓帝靈帝時期，執行的也是“十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現在曹操要拿走一大半，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曹操是在薅老百姓的羊毛。

　　但是撇開時代背景說經濟，那就是耍流氓。在后漢亂世，一斤糧食就能決定一家人的生死，曹操提供了土地耕牛農具，然后收取百分之六十的糧食，已經是寬宏大量讓利于民無以復加了，所以當時的老百姓對曹操還是感恩戴德的。

　　明末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總結出了曹操屯田制的六大優點，并且感嘆：“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槀之取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諸葛公之于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 。”

　　王夫之贊嘆曹操的屯田制，可能也是有感而發：如果讓李自成張獻忠被裁撤之后都去屯田，讓他們有吃有喝，廣種薄收餓不死人，明朝可能就熬過小冰河時代了，努爾哈赤皇太極現在可能還在白山黑水之間采榛子呢。

　　曹操的辦法是藏糧于民藏兵于民藏富于民，所以中原地區一直比較穩地，反觀劉備和孫權的邊遠地區乃至腹地，都很不消停，原來的天府之國硬是被劉備父子弄得“益州疲弊”、“民有菜色”。

　　劉備和孫權的經濟政策，把百姓都薅成了光頭強?

　　說曹操薅羊毛，估計當時的中原百姓不會認同，而劉備孫權這對妹夫舅哥薅起羊毛來，那真的是敲骨吸髓，把東吳西蜀百姓都薅成了光頭強的。

　　劉備這個人，讀者諸君都很熟悉，一個是他“很仁厚”，另一個就是他很會享受：“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

　　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劉備確實是漢室宗親，因為這跟漢太祖高皇帝劉邦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劉備受過窮，所以取得天府之國西川之后，窮人乍富特別大方：“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余頒賜各有差。”

　　這些金銀錢帛，是劉備通過正規手續發的獎金，荊州集團入川之后，早就搶得盆滿缽滿了：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

　　手下一通瘋搶，劉備的口袋也空了，往后要跟曹操爭奪漢中乃至中原，還要滅掉舅哥孫權(這時候劉備已經決定不要孫小妹而娶吳懿之妹了)，這樣的大規模戰爭，肯定是要花錢如流水的。但是劉備有言在先，不能不讓部下搶掠，關羽在荊州看家，也不能不意思意思，于是劉備也開始像曹操一樣為生計發愁了。

　　曹操手下有棗祗韓浩，劉備手下也有能人，這個能人叫劉巴，是一個敢瞧不起張飛的高傲家伙。

　　這位漢末著名貪官之子(其父江夏太守、蕩寇將軍劉祥因為對百姓盤剝過甚，民眾起而殺之)劉巴，眼珠一轉想出了一條絕戶計：“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巿。”

　　劉巴所說的“很容易”的事情，其實就是濫發貨幣，在金本位銅本位的漢末經濟條件下，他用一斤銅制造出價值百倍的貨幣，而且還強制老百姓使用，由各級官吏拿著“當百大錢”去強制購買老百姓的東西，讓蜀中士民的資產一下子縮水了百分之九十九。

　　大戶人家還好說，每天收入只有一兩個銅板的小老百姓可就慘了。這就像后來的金圓券銀圓券，原先一百塊錢能買一頭牛，后來一萬塊錢只能買一包火柴。

　　這時候可能有讀者不理解：同等重量的一個大錢當一百個用，這不是很方便嗎?

　　我們還是要放在當時的環境中來看問題：但是的金本位金融體系，銅和錢實際是可以畫等號的，也就是說，銅既有流通價值，又有實用價值。比如說一個大錢半兩銅，那是因為半兩銅基本等于一個大錢，現在半兩銅變成了一百個大錢，而且要按照面值購買百姓物資，你不賣給他就要坐牢甚至殺頭。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西川的百姓有一頭價值一百個大錢的一只羊(只是個比方，價格未必如此便宜)，被劉備手下拿一個“當百大錢”買走了。這個西川百姓家里沒了羊，就想到曹操的地盤上去買，但是“當百大錢”到了中原腹地卻只能當一個大錢花——人家還是按照漢朝的規矩，大錢“重如其文”。

　　于是西川百姓的一百只羊，經過劉備這么一倒手，就變成一只了。

　　如果說劉備治下的百姓夠慘，那您是還沒看到三國梟雄有多狠——劉備的便宜舅哥比妹夫還狠：孫權直接鑄造了“大泉當千”。

　　這就是說，如果東吳西蜀互相承認對方的貨幣，那么劉備當百大錢，到了東吳只能十個換一個，雖然東吳的“大泉當千”重一點，但還是吃虧了。

　　可是當時的老百姓都不傻，中原曹操更不傻，東吳西蜀的錢幣到了中原，還是按重量算，這樣一來，除了曹操的治下，另外兩國的老百姓，就只能欲哭無淚了。

　　有時間記載差異的《通志·食貨》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呂蒙定荊州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而孫權鑄造“大泉當千”是赤烏元年(公元238年)，時間對不上號。史料以此為例，其實是想說：孫權賞賜給呂蒙的一億大錢，到了十八年后，已經縮水一千倍，變成十萬“大泉當千”了(鑄新幣，肯定是要大家都把舊幣拿出來兌換的)，這些面值一億的東吳錢錢拿到別的地方花，只能當十萬。

　　連功臣呂蒙后代的家產都要縮水千倍，尋常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結語：曹魏強而孫劉弱，差距不僅表現在地盤和兵力上

　　縱觀曹操劉備孫權三位梟雄的做法，我們就能看出本質上的不同。同時我們也能看出曹魏強而孫劉弱，弱的不僅僅是地盤和兵力，還有政治遠見和經濟頭腦。

　　曹操的做法是咱們大家一起來吃肉，我出案板和鍋灶，然后我吃大塊的，你吃小塊的，大塊和小塊相差也不是很懸殊。

　　劉備的做法是咱們一起來烙餅，你出米面柴炭，烙好了我吃百分之九十九，給你百分之一。

　　孫權的做法比劉備更進一步：我要吞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如果把咱們放在后漢三國年間，面對曹操劉備孫權的薅羊毛經濟政策，您會選擇在誰的地盤上生存發展?

　　以當時百姓的視角看來，后漢三國的經濟戰，其實是一家歡喜兩家愁，至于誰家歡喜誰家愁，讀者諸君肯定也有一個公正的結論。

　　按照筆者個人的理解，歡喜的肯定是那些原本流離失所衣食無著的老百姓：曹操給了我們土地和生產資料，豐收了，就多給他一點，歉收了，就少給他一點，一百畝地即使只打出一千斤糧食，我還能剩四百斤，一家三口有粥喝了。

　　這就是比例稅跟固定稅的差別：要飽大家一起飽，要餓大家一起餓——如果曹操定的規矩是不管豐年災年，一畝地必須上交多少糧食，估計老百姓早就到劉備孫權那里去花大錢當百、大泉當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