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岳家軍”，不能不提《滿江紅》里的那句今人耳熟能詳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靖康二年(1127年)閏十一月的“靖康之變”導致了北宋政權的滅亡，也讓宋太祖趙匡胤苦心孤詣建立的那套軍權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的軍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直接掌握全國最有戰斗力的部隊(禁軍)，“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隨著數十萬禁軍在金軍二次南侵的戰爭中非亡即潰，基本消失殆盡而不復存在。經歷了東京(開封)失守、徽欽“北狩”的國難之后，趙構在江南重建的宋政權，雖然名義上叫做“中興”，實際卻跟“草創”無甚差別：金人鐵騎的南下追擊迫使這位康王“泥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步;宋廷中央卻“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正規軍隊，抵抗女真人的重擔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擴張私人軍隊并吸收流寇漸成規模的將軍們”。

　　挨到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統治機構總算初具規模，終于將分駐抗金前線各軍事要地的野戰主力部隊統一番號為“御前五軍”，第二年改為“神武五軍”;到了紹興五年(1135年)，因“神武”乃是當年北齊軍號，又改成了“行營護軍”。盡管名義上已經被中央收編，但時人依然習慣以大將的名號稱呼所部軍隊，譬如張俊的軍隊叫“張家軍”，韓世忠的手下，則曰“韓家軍”，兵將間的私人隸屬味道很濃。

　　這在北宋時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謀逆行為，就連楊老令公如此威名蓋世，卻也是個可憐的光桿司令，手里連一支骨干部隊都沒有，只是在征戰之際，才有份指揮由來自各支不相統屬的禁軍臨時拼湊的部隊。

　　南宋初年的統兵將領，不光長期手握重兵，權力也更大 ，轄區以內可以先斬后奏，便宜行事;上馬管兵，下馬管民，軍權財權都盡在掌握，基本上就是轄區內的土皇帝。這在滿腦子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文官集團看來簡直就是晚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歷史重演，有人(不是秦檜)就向宋高宗上書進言，各路大軍只知道有自己的統帥，人人都是各為其主，還有誰曉得有皇帝陛下呢?這些文官只記得北宋初年收藩鎮之權是讓“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的良法，卻沒有看到這“百有五十年”間宋軍外戰的不振，更忘記了靖康之恥實際上就是北宋兵制“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結果就是整個北中國的淪陷!

　　在金人強兵壓境的局面下，南宋當局向統兵將領放權也算是與時俱進的舉措，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守將擁有更多權力，增加其守土御敵的責任感，最大限度地調動轄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抵御金軍--畢竟能打勝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確”只能暫時擺到一邊。于是，北宋只能有“楊家將”，而南宋卻出現了“岳家軍”。

　　岳家軍的起源，還要追溯到建炎年間的東京留守司部隊。金軍滅亡北宋后暫時北歸，一向主張抗金的宗澤出任東京留守，收編了大量潰兵和義軍，并且積極聯系河北的抗金武裝，一時間軍威很盛，號稱百萬。投軍的岳飛在宗澤麾下，從基層做起，憑借軍功一步步晉升至將領。然而在宗澤1128年三呼“過河”而去世之后，繼任者杜充御下無能，義兵聞風解體。幾天之內人心就散了，將士去者十五，兩河豪杰皆不為用，以致時人有宗澤在則“盜可使為兵”，換成杜充就變成“兵皆為盜”之嘆。

　　后來杜充退至江南時尚且擁兵十萬，面對金軍南下時卻輕易投降，致使這支昔日威震中原的東京留守司部隊徹底瓦解。只有岳飛的隊伍成為僅存的碩果，在大軍潰散之余，時任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的岳飛率部移屯宜興，相繼擊敗并收編了盤踞當地的幾支軍賊土匪隊伍。

　　從此獨自成軍，揭開了“岳家軍”的傳奇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