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于曹操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曹操將東漢王朝的實際政治中心從許都遷到鄴城，又把軍隊主力及家屬安置在附近，魏郡及冀州由此成為全國的軍事重心區域。那么，曹操出于什么原因才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從而改變了軍政部署的地理格局呢?
對此問題，學術界多有討論研究。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專門對曹操建都鄴城的原因進行分析。第二類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割據政權多在鄴城設都的原因進行探討，其視野和論述范圍更為廣闊。他們的意見大致相同，認為鄴城受到當時統治集團的重視，其原因主要是其優越的地理條件與分裂割據的時代特點所致。
分述如下：
一、地處交通樞紐
鄴城位于我國北方的道路沖要，它處于太行山脈東麓南北交通的大道上，北經邯鄲至幽州首府薊城(今北京市)，南自黎陽(今河南浚縣)渡河抵達豫東平原，西過滏口穿越太行山脈則進入山西高原并州，自鄴城東行至倉亭津(今山東陽谷縣北)渡過黃河就是兗州西部，繼續
前進則到達山東半島各地。鄴城附近地勢平坦，因而車馬走集，通達四方。
又可以經漳、洹諸水與白溝、黃河聯系而使用水路運輸。故《魏都賦》稱：“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江達煌評論道：“無論就冀州一州，或冀、青、幽、并四州，或冀、青、幽、并、兗、豫、司隸七州而言，鄴城均處于較適中地位。平時政令輻射，人員往來，上情下達，下情上通，或物資流通，錢糧委輸，均較方便。”
由于鄴城是道路匯集之所，以冀州為軍事基地來征伐北方諸州，有交通上的便利條件。如沮授建議袁紹所言：“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
二、山河環繞、利于防御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來看，鄴城在自然環境方面具備較好的防御條件。它的西邊有巍巍太行山脈，守住滏口陘即能阻擋山西高原的來寇;其南、東兩面有黃河天塹，可以在黎陽、白馬、倉亭等津渡拒敵;鄴城南北又有漳、洹、滏水流過，起到阻礙敵兵行進作用，因此是建都立業
的形勝之地。
如《讀史方輿紀要》卷46所言：“夫鄴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時固有都其地者。戰國之世，趙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趙。漢之末，袁紹不能有其險也，入于曹操，遂能雄長中原。”加上該地位于交通樞要，愈發提高了它的戰略價值。
顧祖禹認為，從北方的地理形勢和古代相關史實來看，鄴城在軍事上的地位價值非常突出，可謂在關東首屈一指。
他說：“夫相州唇齒澤潞，臂指邢洺，聯絡河陽，襟帶澶、魏，其為險塞，自關以東當為冠冕。”顧氏還認為，鄴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洛陽和南陽。“以河南之全勢較之，則宛不如洛，洛不如鄴也明矣……且夫自古用兵，以鄴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鄴也常難，此亦形格勢禁之理矣。”
鄒逸麟指出，西漢末年以來，河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欲控制黃河流域首先要控制河北，冀州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鄴又是河北地方反政府勢力的集中地”，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政權往往將鄴城建為政治中心，以利于控制整個黃河流域。
三、經濟發達、戶口繁眾
鄴城地處河北平原，周圍土壤肥沃，水源豐富。左思說當地：“山林幽岟，川澤回繚。恒碣砧崿于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因此人口密集，農業經濟較為發達。戰國到西漢，黃河下游地區最富庶的城市是臨淄與邯鄲，它們與洛陽、宛和成都并稱為漢朝的“五都”。但是到了東漢，臨淄、邯鄲的經濟、政治地位日趨衰落，被鄴城取代。
據侯仁之研究，鄴城所以興盛而能接替邯鄲，其原因之一，是由于華北平原水道的發展，鄴城在交通上的地位超越了邯鄲。“另一個地理上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鄴城更接近于中原，便于以河北為根本而爭霸中原。”
他還指出：臨淄的位置偏于東方，它最初的建址，是利用淄河設防，以迎擊東來的敵對勢力。但是自春秋戰國以來，因為時代的發展與形勢變化，臨淄城受到的武力威脅主要是來自西方，而該城西郊是一望無際的原野，“整個城市在西來的敵對勢力攻擊之下，確是無險可守。”
它在地理位置和防御條件上都不如鄴城，因此從西漢末年以來，逐漸走上衰落的道路。漢末戰亂爆發之初，“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耿武、閔純亦稱：“冀州雖鄙，帶甲百萬，谷支十年。”由于上述緣故，當地為群雄所覬覦。時人所言：“冀州土平民強，英桀所利。”袁曹相拒之時，袁紹的優勢在于兵員眾多與物資豐富，如沮授所評論：“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谷
虛少而貨財不及北。”
即使在長期交戰、民眾大量死亡流徙的情況下，冀州仍然保持著相對較高的人口密度。例如曹操占領鄴城后曾索閱文簿，對崔琰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擁有較為充裕的人口與平原沃野，是建都立國的重要條件。因此盧毓稱冀州為“天下之上國也”，又說：“唐虞已來，冀州乃圣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來，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四、分裂割據的形勢
高敏曾指出，鄴城從曹魏時期上升為國都，除了經濟與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優越性，還和封建割據勢力的存在與需要有密切關系。“如果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又有封建割據者企圖偏安一方而建立政權，則鄴城及所在地區無疑是其最佳的建都之地，因為這里便于防守，又有控制山東(廣義的山東)和南下中原地區的戰略要地的作用，這就是說，鄴城作為國都所在地的客觀可能性，只有在封建割據時代才有其實現的必要性。”
因此鄴城的繁榮與地位的重要，幾乎是和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割據時代相終始。在隋代開鑿大運河和全國統一局面形成之后，鄴城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再也無法恢復其昔日的榮光。鄒逸麟也認為，鄴城故都是我國三至六世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該時代的許多特征，如長期戰亂引起河北平原地位的變化、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消長，民族經濟文化融合等等，在這里都能得到反映。”
但是有一個問題尚需深入探討，就是曹操選擇鄴城為國都與后方基地，除了上述四種原因，是否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如果只是這幾種原因所致，那么在曹操去世之后，鄴城及附近區域的自然條件、地理位置、經濟狀況和分裂割據的總體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而曹丕卻將國都常設在洛陽，鄴城僅作為陪都，他還把冀州士家數萬戶遷往河南，實現了政治、軍事重心的向南轉移，這又作何解釋呢?
由此看來，曹操父子選擇都城與確定軍隊主力部署區域的時候，在地理條件和政治形勢之外，可能還有別的考慮。從有關記載來看，這應與他們在不同時期采取的作戰方略具有密切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