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曹寅的家族任江南織造時，由于屢次接駕，導致了巨大的銀錢虧空。康熙很清楚這一點，并嘗試了幾次彌補，例如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蘇州織造李煦輪流擔任兩淮巡鹽御史，又命令曹、李兩家壟斷江南人參生意......然而，大概皇上的照顧力度仍然不足，曹、李兩家還不斷向主子申請新的“項目”。例如有一年，曹寅主動提出能否將全國14座稅關的“銅斤”采購交給他一個人承包？

　　在清代，銅錢作為主要流通貨幣，由國家壟斷鑄造。外省不論，在京師，則由寶泉局、寶源局包攬，所需大量“銅斤”原料，通過稅關采買供應。每年共需銅斤350萬斤，此前分別由張姓、王姓兩位官商承包，承包金額是每年白銀五萬兩。

　　曹寅深知這里大有油水，可怎么才能把這塊肥肉奪到口呢?他提出一個誘人的計劃：朝廷先借我10萬兩銀子做本錢，經我精打細算、開源節流，每年可上交銀子12.5萬兩(是張、王兩家的兩倍半)。連辦八年，總數就是100萬兩!刨去預支的10萬兩，八年可向皇上貢獻90萬兩盈余!

　　這個計劃的確有競爭力!因為這錢是直接交付“內庫”，也就是皇上內務府“小金庫”的。如此一來，皇上八年中可多收50萬兩，康熙又焉能不動心?不過皇上畢竟是皇上，康熙并沒有馬上答應，他還要看看另一方的反應。

　　果然，張、王也不甘示弱，馬上說自己初次承包銅斤項目，業務不熟、估算不準，經過一段實踐，發現確實大有潛力可以挖：全部銅斤算下來，一年可上交14萬兩白銀，八年下來，連本帶利就是122萬兩!刨去預支的本錢，比曹寅的估算，總數要多出22萬兩!

　　最終經內務府合計，康熙發話：把銅斤交給一個人辦理，畢竟有風險;還是交給三人共同辦理比較穩妥。于是乎，曹家硬是虎口奪食，從張、王手中奪得龍江、淮安等五關銅斤，三家共同預支本錢10萬兩，八年交庫白銀122萬兩。

　　由于康熙一錘定音，一場暗流涌動的皇家“工程招標”至此塵埃落定。然而這樣一場風波，頗值得深思。

　　首先，鑄幣是國家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如此重大的工程中，皇帝偏偏要來“抽頭兒”，倚仗手中的權力，在原材料上分肥取利，充實自己的私囊!此行此舉，不免令人齒冷。

　　其次，此事讓人領略了封建時代“國家工程”的貪瀆真相。例如，承包商最初交納的承包金額只有每年五萬兩;曹寅一下子把這個數字提高了一倍。而經過博弈，最終的金額竟相當于最初的280%—也就是說，如無曹寅半路殺出，在這項國家工程中，奴才比主子賺的還多得多!難怪曹、張、王幾家爭得你死我活，在主子面前幾乎鬧到失態的地步!

　　當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奴才互相攻訐，主子只需坐收漁利，笑看效益成倍增長。這也成為康熙處理君臣利益分配的得意之筆，他有意無意地運用“工程招標”的手段，賺得盆滿缽滿!而曹寅橫刀奪愛、空手套白狼，是這場官司的另一個贏家。

　　此事引發的第三點思考是與現代某些工程招標的比較。此事的發包人康熙，同時又是利益相關人，絕不會因貪圖承包者的一點小恩小惠，放棄終極利益，因為國家這份“大產業”就是他自己的。而某些現代工程發包者，他們是替國家打工的，在他們心中，自家錢包的鼓癟比國庫的盈虧更重要。若讓他們來主持這場爭端，他們肯定會在收下張、王的大“紅包”后，仍以五萬兩的低價讓對方續包。至于曹家，如果沒有更大的“紅包”伺候，判其出局的理由并不難找。

　　現如今，封建皇帝早已灰飛煙滅，國家從理論上講是全體人民的。不過人們倒是希望負責國家工程發包的“打工者”有一點“帝王”心態，看好國家這份大產業，千萬不要三文不值兩文隨便包給什么張、王、曹、李，只是為了揣進自家腰包的那點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