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慶歷四年(一○四四年)和西夏的戰爭結束之后，邊防形勢趨于緩和，太平日久，禁軍驕奢之風漸盛，戰斗力越來越下降，為實施更利于實戰的軍事配置，也有必要減少在京禁軍數量。王安石且認為：“宗廟社稷之憂，最在于募兵皆天下落魄無賴之人。”這是他對包括京城禁軍在內的募兵的認識，為此他一方面對禁軍簡編并營，裁汰老弱，進行“減肥”;一方面大力推行保甲法，在京城，也以經過訓練的保甲來替代負責治安守衛任務的巡檢司募兵。

經歷禁軍改革后，到元豐末年(一○八五年)，在京禁軍數量減少一半，為二百七十八指揮，約十一萬人。但據熙寧九年(一○七六年)的昭書說：“京師兵馬，比元擬留十萬人數已甚減少。”可知熙寧末年開封禁軍人數已不足十萬，連同家屬已跌破四十萬，在京城總人口中已是少數。禁軍實行并營后，不少軍營空閑、廢棄。其時經濟統制稍為寬松，民間經濟開始復蘇，對城市土地需求增加。在廢棄軍營的舊址上，建起了寺觀、官員邸宅，也蓋起了各種商鋪、酒樓、貨棧，變成了商業用地，促進了開封商業、手工業與大眾文化發展，商人、市民數量迅速增加，形成了新的商業消費城市景觀。這是開封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到徽宗年間，雖然缺少關于京城禁軍人數的官方資料，但野史中有記載。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載有：“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余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敵。”這是南宋時代的記載，可能為突出徽宗宣和年間禁軍數量太少，導致日后被金兵破城的結果而有所夸張，但徽宗朝在京禁軍數量比熙寧末年還要減少則是無疑的，推算約在五萬至十萬之間，取中間數只有七萬左右，連同家屬二十多萬人，且部分駐扎在城外。這一時期開封總人口達一百三十多萬，禁軍及家屬占首都總人口比例進一步下降，開封城內的禁軍軍營在整個城市景觀中確實已不起眼了。開封業已發展成為一座商業繁榮、流通發達、行業俱全的消費中心都市。不僅白天如此，“夜禁”亦被取消，作為商業消費標志之一的開封夜市，這一時期也徹夜燈火通明，越來越繁榮興旺。

　　因此，完成于徽宗時代的《清明上河圖》畫面中不見禁軍及軍營的蹤影也就毫不奇怪了，此畫是畫家受宋徽宗之命而作，其意是要展現“太平豐盛”的盛世景象，畫家精心選擇開封東南部汴河一帶的若干景觀，加以藝術結合，展現的正是徽宗朝開封的繁華景象;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是南宋時期追憶徽宗年間的東京盛況，主要記載開封東南部商業區和庶民居住區的繁盛情景，何況那時京城禁軍數量已大為減少，因此《東京夢華錄》也沒有多少關于禁軍的詳細記敘。至于《水滸傳》中寫高俅擔任太尉率領“八十萬禁軍”的盛況則純屬移花接木，時空大轉移，將大宋初期和中期的禁軍之規模挪到徽宗一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