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古裝影視劇中，我們常見到老百姓向皇帝上萬民傘、萬民折之類的鏡頭。詮釋的就是民意，流行的說法叫群眾滿意度。影視劇固然是在戲說，真實的歷史里，平頭百姓想見到皇帝老兒，可能性極小，但集體上訪求見地方長官，卻也常見于史冊。民意之概念形成已久，自漢魏后的歷朝歷代在考核官員政績時，多“詢諸民言”，即征詢百姓的意見。逮之南宋，基層官員的升遷與民意掛鉤，幾成地方官場常態。老百姓認為你是好官，你就是好官，你就有可能在以后的仕途中順風順水，這是正面民意的力量;反之，負面民意一出，你的政治生命就基本結束了。

　　南宋朝廷了解民意的辦法有兩種。一是自上而下，即委派巡撫使或者臺諫官員直接去地方，通過“吏民條言”和“吏民言”，考核測評地方官員施政和執法情況。比如，大詞家辛棄疾就曾做過江西安撫使，糾察過地方荒政，根據群眾舉報，向朱熹討還被扣的數船糧食。二是自下而上，即允許甚至鼓勵老百姓直接向上一級政府反映、批評、揭發、舉報所在州縣長官的政績好壞與否，以民意為根據，決定地方官員的任免，名曰：“舉留”。宋孝宗曾進一步解釋“舉留”的好處：“民意宣，則民心順，吏治清，風化行”。說明這個皇帝還是愿意聽取老百姓的意見的。當民意成為權重，成為基層官場的指揮棒，在基層官員的心目中，民意的價值隨即微妙起來。

　　為民好官，自得民意。

　　比如陸游在紹興二十八年做福建寧德縣邑薄，“有善政，百姓愛戴”。時有上司嫉妒陸游，羅列游之“罪名”上報，意圖誣陷。待浙東南路監司來寧德察訪巡視時，數千群眾攔馬質問：陸主簿何罪之有?該監司倒也是明理之人，回到衙門就對誣陷之人大發脾氣，直呼“荒謬”!陸游在寧德一呆就是五年，宋孝宗繼位后，因陸游得“民意舉”，專門發詔表揚，賜其進士出身。又如高宗時期，杜穎以弋陽縣丞代理永豐縣令，嚴禁吏役借課稅擾民，取消抓捕違期交稅者的做法，而是與百姓約定，允許他們自行繳納，并且體諒百姓的困難，一再寬限日期，于是百姓非常感動，“爭先恐后”地去繳納課稅，最終得以完成指標。等到他代理期滿將要離開的時候，老百姓們都紛紛向州領導表示感謝，感謝他派來了這么好的縣令。州領導鄭汝諧因此給了他一個很好的考評，為他未來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作秀民意，意圖脫罪。

　　正面性的民意如此“給力”，往往能給當事官員換取名利雙收的實惠，所以官秀民意、利用民意的故事也不絕于南宋歷史。韓侘胄為相時，湖南永州知府陳冰等一批州縣官員，有的因為犯了公務過失，有的受連坐牽累，先后被罷官。可是當地人民都說他們是好官，“具列善政以聞”，把他們施政善舉一一列出來，韓侘胄于是就讓他們官復原職。后經查實，陳冰等人是“犯案在先，行善政在后”，目的正是取悅于民，借民意“欲脫罪耳”。于是，有司再一次報請韓侘胄，并向老百姓解釋真相后，重新將陳冰等人罷免。

　　攝于民意，貪官求饒。

　　宋光宗時，廣西某縣主簿周榮和縣府工房書吏常紅等借勞役“設計害民”，索取賄賂，當地百姓不服，糾集百余人組團去州里告狀。周榮得知這一情況，害怕了，立刻快馬加鞭，趕了40里路程追上大家，再三求情說：“我14歲進學，吃盡燈前窗下之苦，好不容易熬到現在這個職位，你們千萬饒了我，別壞了我的前程。”由此可見地方官吏對負面民意有多害怕。

　　假借民意，擊垮同僚。

　　宋高宗時，向子忞守衡州，時逢大旱，衡州米價一下子竄升到每斛一萬五千錢。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糧食豐收地區搶購糧食，以原價攤分路費出售，每升為六十錢，這批價格適中的糧食救了很多百姓。但此舉嚴重損害原本想要趁機發一票橫財的富豪鄉紳的利益，于是這批人也來表達“民意”訴求，向湖南提刑衙門告狀。恰好這位提刑大人曾與向子忞有舊怨，隨即借此“民意”，將向子忞罷職。但假的就是假的，終究當不得真，大多數老百姓的意見才是真民意。此消息傳出，“士民相與群聚”，一起擁到衙署前，敲擊給老百姓鳴冤喊屈用的登聞鼓，“愿舉留”向子忞。現場群情激奮，“鼓為之裂”，嚇得提刑忙以巡視為名趁夜登舟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