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前一年，袁紹吞并了公孫贊，四州之地，勢力前所未有，準備進軍徐都；江東的孫策也虎視眈眈。此時曹操羽翼未豐，面對南北的壓力，尤其是北方的威脅，形勢極其緊迫：“是時候袁紹方強了，而策并江東”。從袁紹居北、曹操居中、孫策居南三個軍事集團的地理分布來看。一旦袁紹進兵，孫策趁機偷襲，曹操必然腹背受敵。在這方面，曹操首先考慮緩解江東的防御壓力。「曹公力未能成功，又想撫之……，就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汝女，皆禮辟策弟權。在這里，曹操巧妙地利用“和親”來緩解南方的威脅，為后來與袁紹的官渡決戰解除后顧之憂。江東專注于內部管理，自然不愿卷入袁、曹的決戰，卻錯過了“坐收漁利”的機會。

　　雖然我們不能尋求雙方的長期和平，但曹操在戰略上麻痹了孫策，避免了雙方受敵的困境。孫策只能被動地接受。江東方本可以充分利用這段美好的時光，“背信棄義”，抄襲曹操的后路。然而，在官渡之戰中，孫策剛剛去世，他的兄弟孫權剛剛繼承了他的兄弟業務，面臨著更多的內部問題，所以他放棄了北顧的想法。

　　隨著東漢王朝的分崩離析，最后一位皇帝漢獻帝已經成為概念化的最高權力象征，被公認為世界上的正統天子。誰控制他，誰就可以“移動圣旨，命令中國”，獲得居高臨下的主動權。因此，漢獻帝成為各軍事集團獵取的“熱門商品”，在三國形成過程中引發了迎漢獻帝之爭。

　　袁紹的謀士抑授是第一個提出迎漢獻帝的人。然而，足智多謀的袁紹既沒有知識，也不想在稱帝的道路上多一塊絆腳石。他錯過了機會，所以本文不再贅述。

　　再看曹操和孫策，兩者都有“迎獻帝”之心。初平三年，謀士毛杰為曹操制定了兩項取天下的方針:“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種，蓄軍資”，贏得了曹操的心。江東方面，趁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持，“策陰欲襲許，迎獻帝”，“密置兵，部署諸將”。但很明顯，曹操對“迎獻帝”的心理準備至少比孫策早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雙方抓住“迎獻帝”重大機遇的能力。建安元年，漢獻帝東歸洛陽，荀攸、程昱等有見地的主人奉迎天子。曹操親自帶兵到洛陽，迎漢獻帝到許，完成了這個計劃。實現了曹操的目標。孫策方面，由于“未發，吳郡太守許貢客將被殺”，導致“歡迎皇帝”計劃流產。

　　曹操是“迎漢獻帝”事件的最終贏家。從那以后，曹操從鎮東將軍跳到將軍（后來是司空），總攬朝政。他經常以天子為辭，命令世界，利用時間，為自己穿上正統的外衣。孫策之死徹底毀了江東爭正統的機會。“棋輸一招，滿盤都損”：如果你不能迎接漢獻帝，你就不能得到正統的護身符，這意味著江東政權始終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這也成為制約孫吳立國的因素之一。

　　總的來說，孫吳現階段的外交活動主要是為了穩定，但孫策也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尋求集團利益：在官渡戰爭中，孫策有機會“獲利”；在漢朝皇帝的活動中，孫策也準備“歡迎皇帝”，兩次事件要么未能實施，要么失敗。直接來說，都應該歸因于孫策之死的“人禍”，實際上是歷史的浪費。但深入分析，孫策的死實際上是江東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之一。

　　孫策之死起源于許貢，后來被他的客人殺害。這里我們要問，徐貢到底是誰？孫策為什么要殺他，徐貢客怎么了？漢末吳郡都尉許貢，與北方名人許靖有舊，靖過江，先投許貢。“這句話有兩個內容：一是許貢是南方的大族，在漢末吳地居高位。二、許貢交好當時北方的士人，依然維護著漢朝的統治。從當時孫策過江東后的情況可以看出，“一開始，吳郡太守許貢上表于漢獻帝說：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甚至還京邑。如果被詔不得不還，如果放在外面，就會造成世亂。上面許貢的書已經給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他已經注意到孫策割據江東的嘗試，并對漢廷深感擔憂。不幸的是，這張桌子并沒有達到獻帝的目的，而是被孫策獲得了。然后朱治策回應孫策，攻擊許貢，許貢敗逃，南投山寇嚴白虎，最終被孫權打破殺害。《三國志》卷56《吳書·朱治傳》。

　　在南方，因為徐貢世居江東，時任吳郡都尉，所以身邊有一些“寄寓之士”。這里的“賓客寄寓者”在《吳書》中被稱為“客人”或“客人”。儲蓄客人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已經成為一種古老的社會現象；至于徐貢門下的“客人”，只能算是他養的一些死者，他們可以溫暖衣食，為之赴湯蹈火。然而，孫策就這樣被殺了，不是死在疆場，而是死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客人身上。值得深思，耐人尋味。

　　徐貢代表著世家大族的利益。因此，孫策之死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北來人與當地勢力的爭奪。同樣，當有更多的原因時，北來人與當地勢力的矛盾只揭示了制約孫吳外交的內部問題。《三國志》第四十六卷《吳書孫策傳》記載孫策臨死時的江東局勢說:“深險之地還沒有盡到；世界英雄布置在州縣；賓客旅行者以安全為目的，沒有君臣之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