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之所以能夠削平諸侯、一統中原，除了把“足食足兵”的原則發揮到極致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把漢獻帝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獲得以朝廷名義征伐招討、號令天下的資本。按照常理來講，既然“挾天子以令諸侯”能帶來如此豐厚的“紅利”，那么，作為地盤最廣、號召力最強的軍閥，袁紹更應該捷足先登，以便成就一番大事業，但他最終卻沒有這樣做，似乎是失策至極。下面趣歷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事實上，奪取冀州之初(191年)和漢獻帝從長安冒死逃回洛陽后(196年)，袁紹曾在大謀士沮授的建議下，兩度滋生出想派兵迎奉皇帝的想法，但最終都不了了之。平心而論，袁紹之所以兩度中止迎奉漢獻帝的計劃，絕非因為生性優柔寡斷、目光短淺，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歸結起來，大概有以下三點原因：

　　首先，在袁紹看來，漢獻帝并非合法皇帝。眾所周知，董卓在廢黜少帝劉辨、改立獻帝劉協一事曾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對，其中便包括袁紹，而他也由此被排擠出朝。因此，盡管獻帝坐了天下，但在袁紹的眼中他不過是董卓的傀儡，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不僅如此，為了對抗董卓集團，袁紹在關東糾集同盟軍時，還打算擁立宗室劉虞為皇帝，只因后者堅決不肯聽命才作罷。

　　雖然沒有完成另立朝廷的愿望，但袁紹依然不愿承認獻帝的合法性。原因無他，袁紹以討伐董卓的名義起兵，而由于獻帝跟董卓是一種畸形的“共生”關系，那么討董從很大程度上來講無異于推翻獻帝。如果袁紹轉而承認漢獻帝的合法性，那么討董軍事行動(包括討伐后來的李傕、郭汜)便失去正義性，而袁紹靠此積累起來的權威和名望也將蕩然無存，這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

　　其次，在袁紹的眼中，漢獻帝是一個“燙手的山芋”。誠如謀士郭圖和大將淳于瓊所言，如果把漢獻帝迎奉到河北，那么出于君臣之道，袁紹必須事事要向皇帝奏報，如果服從皇命，那么自己的權威便會不斷被削弱，而如果抗旨不遵，則難免會招致天下人的聲討，無論怎樣看都不劃算(“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引文見《后漢書》)。

　　有人可能會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來辯難，證明傀儡皇帝非但不是“燙手的山芋”，而且還能給當事人帶來無窮盡的政治“紅利”， 由此得出袁紹不肯迎奉獻帝，乃是見識短淺之舉。其實這樣說并不恰當。曹操從漢獻帝身上榨取到大量的“剩余價值”不假，但在他能完全控制住皇帝之前，曾面臨過一系列政治暗殺，稍微舉措失當便會死無葬身之地。

　　其實，對于挾持皇帝所需面對的風險，無論是曹操還是袁紹，必然都會有清醒的認識。不過，曹操由于出身低賤(宦官養孫)、形象不佳、政治號召力極弱，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靠迎奉漢獻帝來號令天下。反觀袁紹，不僅出身高貴、形象氣質佳，而且政治號召力極強，根本不需要再借助漢獻帝來擴大影響力，自然也就沒必要去面對那些政治風險。

　　最后，袁紹擔心漢獻帝與河北世家大族合流，威脅自己的地位。熟悉歷史的朋友都清楚，東漢是個世族占據支配地位的朝代，各州郡內部的世族之間經常互相聯姻、結盟，以此來維護共同利益，除作為“天下共主”的皇帝外，他們絕不肯輕易接受外地家族強加的統治。就袁紹來講，其所屬的汝南袁氏盡管是豪族，門生故吏遍布天下，但根基畢竟還在河南，若想在河北立足，依然面臨著諸多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袁紹難免會產生這樣的顧慮，即一旦把漢獻帝迎奉過來，那么河北的世家大族們很可能便會聯合起來，以擁戴皇帝為名壓制他，從而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并通過逐步削減權力的方式，最終將自己的勢力趕出河北，實現“冀人治冀”的夢想。更何況，積極倡導迎奉漢獻帝的沮授正是河北世家大族的代表，便更是增添袁紹心中的疑慮、憂懼。

　　正是基于以上三點考慮，袁紹連番婉拒沮授的建議，不肯迎奉被其他諸侯視為“香餑餑”的漢獻帝來河北，從而“便宜”了曹操，使得后者借此壯大實力，并由此走上兼并群雄之路。雖然后世之人屢屢把袁紹拒絕迎奉漢獻帝視為愚蠢之舉，但就當時的情勢而論，他這樣做的確合情合理，只是因為他后來敗給了曹操，才讓這些正當理由變得蒼白無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