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期，鹽被視為非常重要的存在。不同朝代都會對食鹽進行嚴格管理，例如元代創設了局鹽法。下面小編為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讓我們一起來分享。
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天，而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本質都是剝削民力而斂財為用，一旦暴虐無制便是水覆龍舟。那么，元代與其他王朝一樣，對于財政收入的來源，主要依靠糧食，其次也就是鹽課。食鹽作為民眾賴以生存的物品，如果被商品壟斷所裹挾，往往形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因此，元朝創設局鹽法，企圖通過掌控鹽業生產與流通達到調控鹽價，防止奸商提高鹽價的目的，但是結果卻不盡人意。究其原因，是封建統治王朝的本質仍是對勞苦大眾的剝削，而推行局鹽法只是與鹽商展開的利益拉鋸，并非真正為民謀利謀福。
一、元代食鹽運銷
窩闊臺掌權時期，耶律楚材總管元蒙的財政大權，當時耶律楚材建立了十路課稅所，而其中除了糧食收入，絕大部分就是來自食鹽稅收。因此，元朝統治者們認識到鹽政的重要性，整個元朝相比歷代王朝，針對鹽課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偏高。
1.商賣和官榷混行
什么是“商賣法”?商賣法就是商人從鹽場批發食鹽，轉而運輸發賣。那么什么是“官榷法”?這就有點復雜——元代早期有州縣官府出錢雇用民間車輛，前往鹽場支撥食鹽，然后返回本地銷售，顯然這些鹽由地方官府負責發賣。
2.局鹽法
那么什么又是“局鹽法”?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著手創建鹽政管理組織。元朝確立戶部集中掌控的地位，賦予各地鹽運司分區執行管理鹽務的職能，建立初步完善的鹽政運行體系，并進一步規范鹽務管理體制，使得鹽運司成為整個體系的中心，由此誕生了全國性的食鹽運銷體制。至元二十一年盧世榮為與鹽商爭利而奏準設立常平鹽局法。
3.計口食鹽
計口食鹽為朝廷貢獻了大量的財政收入，但是同時也出現“食鹽害民”的問題——主要是由于鹽稅的征收太過，以至于很多窮人為了鹽稅開始賣妻賣女。例如陜西、山東、兩浙和福建都出現催征過度，甚至引起民眾反抗。
因為威脅到了朝廷安危，元順帝即位以后，朝廷一方面降低課額，另一方面，連續發布多道詔書，命令各地廢除食鹽法。但實際上地方行政并未得到執行，而受鹽政催害的民眾大有人在。
總體而言，“食鹽法“并非一種專門制度，但實質都是食鹽攤派，不過在具體形式上因時、因地而異，例如鹽折草、鹽折粟。鹽折草之法，雖然被《元史》歸入“市汆”目，但其實施方式是強制以食鹽換取養馬草料，可謂一種變相的攤派。
二、元代鹽官制度
1.鹽官體系
元代鹽官體系是局鹽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成過程是逐漸統一，由北漸南，先是北方進行了試點推行之后在南方推行。元成宗元貞元年，兩浙鹽場管理機構由管勾司改稱司令司，而對于鹽場官員就把管勾改稱“司令司丞”。
這一機構與官職名稱的改革，直到延祐2年才徹底完成。至此，鹽場管理機構與鹽場官員分工明確，前者負責稅務營收等方面管制，而后者負責生產調控，達到元代局鹽法實行的目標，即由元代朝廷掌控鹽業收入，以集中國家財權。
2.鹽引
元代設立官鹽局并引入了“鹽引”作為食鹽管理的手段，而鹽引制度的完善是元代食鹽管理制度的核心。那么什么是鹽引呢?即是鹽商向鹽運司購買鹽引，憑鹽引到鹽場支鹽，在指定的銷售地區發賣。
元代前期中央集權加重，推行“局鹽法”的本質是為了將食鹽產業納入朝廷控制之下。但是隨著朝廷與地方勢力的較量，地方性的鹽局也相應存在勢力消長。元代每個鹽運司都有固定的食鹽運銷區域，稱為“行鹽地面”，相當于現在的銷售區域保護。
因此，元代的局鹽法雖然統一了以鹽引為核心的全國性食鹽銷售流程，但是在各區域的實行過程中又是各不相同，所以存在一定的地域差異性與復雜性。例如福建鹽運司的行鹽地面大約相當于今天的福建省包括內陸的建寧、邵武、延平、汀州稱為“上四路”，沿海的福州、興化、漳州、泉州稱為“下四路”。
兩浙鹽運司的行鹽地面為，就是除去福建八路以外的江浙行省北部地區，包括“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余口”，即浙東、浙西和江東共二十七個路一級行政區。元代無論官鹽局還是鹽商都遵循以鹽引為核心的流通過程，所有涉及到食鹽的各個流通環節像食鹽的關支，運輸以及銷售等，都必須要有鹽引為憑證。
同時，鹽引作為鹽務管理票證的重要工具，在市場中具有商品價值。鹽引不僅僅是一種支付憑證，也在當時衍生出作為支付手段的功能，例如鹽引可以被元代朝廷用來采購宮廷物資，支付后宮妃嬪開銷，以及用來購買軍隊糧草。這都得益于鹽引制度的完善與實行。
二元代局鹽法的推行
1局鹽法的推行
局鹽法在世祖時逐步完善并成為食鹽運銷的主要方式。當初元朝滅南宋，為了穩固江南的民心，特下旨減江南稅收。“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河泊課程，從實辦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節上供、經總制錢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與此同時，元朝將北方的食鹽管理體制推廣到南方。南方鹽價得益于食鹽法的推廣，降至“每引中統鈔九貫”。
至元二十一年盧世榮建議設立常平鹽局時曾經說:“咱每的鹽引，二百萬引鹽根底教客旅興販，一百萬引鹽諸路運將去放者，立常平鹽局。販鹽底人每若時貴呵，咱官司賤賣，那般做呵，百姓每都得鹽吃。”
針對民眾吃不起鹽的問題，元朝設立常平鹽局以惠民，切實解決民眾問題，必然得到民眾的擁戴。然而，食鹽既然可以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也可以是商人求財的目標。商人一旦只求逐利，眼睛里就只盯著錢，縱然是手里攬著從民眾中劫得財富，也不能貢獻技術的精進與革新，往往只會像餓犬追逐瘦骨一樣不放過窮人的口袋。因此，整個元代食鹽法的推行反反復復，尤其在地方上難以實施惠民。
2局鹽法與鹽課
局鹽法的實質是元代朝廷壟斷鹽業的生產和銷售。元代朝廷通過鹽引的方式，把鹽場置于國家的管轄之下，而鹽引成為成鹽購銷的憑證——商人首先要通過買引支鹽、批引，最后退引。這使元朝統治者全程掌握了鹽業的生產與銷售。
食鹽發賣也有“課額”——簡單說就是民眾需要交“鹽稅”。太宗戊戌年，楊奐任河南路征收課稅所長官。當時，楊奐前往基層視察，親自詢問鹽務情況以及難易程度。有人想諂媚楊奐提議可以增加鹽務稅收。楊奐大聲斥責此人，道“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可見當時課額的靈活性較大，作為課稅所長官的楊奐就可以減額四分之一。這時候的“課額”與后來中書省下達給鹽運司的課額并不相同，這種課額可以由地方長官定奪增減。
朝后期隨著財政日益緊張，各地鹽課額不斷上升。武宗至大年間，大部分鹽運司歲辦鹽額相繼達到了有元一代的頂點;官定鹽價也一再提高，延祐元年最終定為每引中統鈔三錠。此后，隨著元朝封建統治政權走向腐朽沒落，延祐之后“因鹽害民”的狀態愈演愈烈。
迫于鹽課壓力，計口攤派的“食鹽法”范圍日益擴大。例如陜西每年鹽的課額二十余萬錠鈔攤派，根據所謂“申報文冊”，實際上每年收上來的鹽稅額只有七萬多錠。所以，這項改革實際上并沒有增加中書省的收入，但是民眾的負擔也沒有減少。
而從元代朝廷的角度來講，通過這樣的鹽政運行體系，把食鹽從最初招商發賣的壟斷商品，完全轉變成了“食鹽稅”，而從實現形式上來說，民眾從河東解鹽的官方“行鹽”商賣、到食鹽攤派，室此又轉為“寧夏韋紅鹽”的民間商賣。
結語：
歷朝歷代以來，鹽業收入都是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自窩闊臺汗二年就制定了鹽法，之后蒙元政權歷代統治者對鹽政管理從未掉以輕心，而元代對食鹽有著嚴格的政府管制，并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鹽官體系。元代鹽官體系是中國古代統一局面下中央統籌鹽務的重要里程碑，也被明清兩代奉為經典。
在某種程度上，明清兩朝繼承和發展了元代局鹽法的核心運營精神。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元代大規模分封貴族、官僚、寺僧等，使得不事勞動者所得甚重，而勤懇務實者惶惶于一口食鹽而不得，即便斂盡天下財，卻被自身的窟窿四散流干，又怎能不暴亂而亡呢?因此，民以食為天，必然求食而愛食，而國以民為天，也應該生民而愛民，如此才得盛世隆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