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朝，大家都會想到什么呢。

　　雖說古代科技與經濟條件落后，但“上班掙錢”這事兒，距離古人的生活并不遙遠。比如看看明王朝的世情百態，就知古代的“上班族”，那是大有人在。

　　首先說說一群古代公認的“上班族”：官員們。別管官大官小，都要靠“上班”來拿俸祿。明朝的官員“工資”，一直被人吐槽太低，但結合當時的經濟水平，就知真不算低。

　　明太祖朱元璋年間，哪怕正九品的縣主薄，“年薪”也有60石祿米，相當于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普通地主家庭一年的純收入。另外還有“優免”特權。憑著這特權，官員們不但不用承擔賦稅勞役，還能借機大肆兼并土地。發展到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產”已是常態。許多“清流”人前“安貧樂道”，名下的產業，早已是天文數字。

　　但這“工資”，最初也不好掙：明初時，官員們就任到崗，就要遵循《授職到任須知》，后來又變成《責任條例》，里面詳細開列官員任期內的各類事務，考核的時候一件件查對，有一條完不成，后果都相當嚴重。就算沒犯貪污腐敗之類的大錯，只要工作“沒對上”，被嚴懲也是常事。以明朝學者何良俊的感慨，明初時做個官，那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驚駭”，明初廉潔高效的吏治，高速發展的工農業，就有這“官不聊生”的功勞。

　　而比起這些“上班”的官僚們來，明代的各行各業里，“上班族”的群體，也是在不停擴大。比如工匠們，明初的工匠們，還要承擔繁重的勞役，甚至要輪班到京城服役。明代中期起，“服役”的口子越來越松，工匠們能“自由趁做”，手工業也就加速發展。明代小說《三言二拍》里就感慨，明朝工匠的行當，有三百六十行之多。《江寧縣志》記載，正德年間的江寧縣里，鋪行就有一百零四家，社會分工空前細化。

　　如此一來，城鄉百工里，“上班族”也是越來越多。比如明代徽州的冶鐵業，每夜冶煉操作，輪番“上班”的工匠就有四五十人。浙江嘉興石門鎮這一個鎮，油坊就有二十多家，“上班”的油工有八百人之多。制瓷中心景德鎮的傭工，明代時也有數萬人之多。以造紙聞名的石塘鎮，全鎮的紙工也在兩千人以上。

　　更典型的是紡織業，江南的“機戶”們，每家都有二三十臺織機，動輒雇傭數十名工人。單一個蘇州城里，染工與織工都各有數千人，內部更有“車工”“紡工”“緞工”等不同工種。每天蘇州清晨的玄廟口，就有數百工人在那里等活，等著“機戶”們來雇傭，按工作天數來領取薪水。

　　“工資水平”也是各不同：比如在衙門里，以《宛署雜記》的記載，明代縣衙的差役，年收入是20兩白銀。趕車的馬夫待遇高，年收入能有四十兩白銀。裝釘匠每天“工食銀”七分，裝炭匠要好得多，每天可以拿到三錢。比較慘的是衙門里的“更夫”和“鋪兵”，辛苦一年也就三四兩銀子。有技術，才能拿得多。

　　各行各業的工匠也是如此，比如景德鎮的瓷工和石門鎮的油工，都是“按日以銀”領工資。油工們每天可以拿到二分白銀。但高水平的工匠，其收入也水漲船高：嘉靖年間擅長做小木器的鮑匠，萬歷年間擅長銅器的胡四，其“作品”無不賣出天價。晚明學者張岱嘆息，很多沒讀過書的工匠，就憑著一手精巧手藝，不但能賺取巨額財富，還可以登堂入室，“與縉紳先生列座抗禮焉”。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就在“上班族”的精巧勞作里，不知不覺就在改變。

　　明王朝那惹人艷羨的繁華，只看這些景象，就可看到多少緣由。當然，繁華之下，也有危機。

　　比如在看上去不需要“上班”的明朝農村，“上班族”也不少見。以明代《嘉興府志》的記載，明朝中期的農村自耕農，還是傳統的“男耕女織”模式，農民們從春分起就開始勞作，春夏之交時插秧，秋收后還要育晚苗，冬初收割晚稻。家里的妻子老母，每年也要勤于紡織，幾乎“每天不肯空閑”。全家一年到頭，都是圍繞著土地打轉，不“上班”卻比“加班”還累。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情況卻也有不同。在很多地區，農民們已經不把“種地”當作唯一的出路。一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嚴重，賦稅徭役大多“甩鍋”到苦農民頭上，比如在明末的河南，以《過庵遺稿》里的記載，哪怕遇上風調雨順的年景，有一百畝土地的農民，全年種地的收入，扣掉耕牛等成本，也就8000文左右，只夠繳納“差錢”。一年汗滴子摔八瓣，竟混個“肚圓”都難。于是大量農民，每年都扔下土地逃亡，成了“流民”。

　　而“流民”們的一個重要出路，就是“上班”。與明朝土地兼并相對應的，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樣以萬歷年間《宛署雜記》記載：北京郊區的農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都不夠果腹。相比之下，很多農民選擇去北京周邊的窯廠炭廠上班，收入竟然都是成倍增加。于是“棄田就賈”之風大盛，以至于“京師土闊人稀”。偌大的北京周邊，“編民百無一二”，竟找不到幾個“好好種地”的農民。

　　若干年后，明王朝那流民四起，中原大亂的景象，看看這時“棄田”的農民，就足以看到，多少繁榮下的危機。看過這樣的“上班”景象，也就看懂了常被津津樂道的“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明朝中后期社會的劇變，乃至國運的變化，多少的細節，就藏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