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明朝中后期為何會實行“募兵制”。這個制度的最大缺點是什么呢？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并與大家分享。
對于明朝軍隊的衛所制度，歷來眾說紛紜，不過總是貶大于褒。因為其“古董”般的管理模式使得明軍的作戰能力極為低下，已經無法承受明朝中后期的大規模戰爭壓力，因此，明朝君臣在后來便推出了營伍制來取代衛所制。
但這種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對于明朝而言也并非百利而無一害。
首先，談一談衛所制度的產生背景。
在洪武皇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后，明軍的規模達到了空前水平——“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合計軍隊數量約為三百一十多萬，而在明朝初年，軍隊幾乎沒有缺額，所以這個數字是相當可靠的。也就是說，在剛剛平定天下、國家生產力尚未恢復、全國生產人口較少的情況下，明軍的規模就達到了三百多萬人，是后世明朝常備軍的三到四倍，這對于當時的社會而言是無法承受的。
但是貿然地裁軍會讓社會瞬間多出為數眾多且無所事事的退役軍人，不僅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更會威脅到建立未久的皇明政權，因此施行屯田衛戍制度成了不二之選。
衛所制度，造就了明軍作戰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從明初的屯軍設計也能看出來：“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根據土地的肥瘠程度，也會有其他分配軍力的方案，但屯田士兵都遠多于作戰士兵。洪武皇帝也曾對五軍都督府的將領說：“今海內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于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他一切的目的，都是滿足生產。
因此，衛所制下的明軍作戰能力羸弱是理所當然的——其設計之初的本意就是為了解決龐大的軍事人口與尚未成長起來的生產人口之間的矛盾。
事實證明，明初的衛所制達到了洪武皇帝的目的，各個衛所不僅能夠自給自足，有的甚至還有盈余，比如邊荒之地延綏鎮“糧草數至盈十萬”。但這樣的制度之下，大部分衛所軍隊未曾接受過軍事訓練或者訓練強度不足，而且由于軍士服役終生、且中下層軍官大多世襲，所以部隊老幼化嚴重、上升空間窄小，作戰能力極為低下，充其量只能維護地方治安——雖然一開始目的只是如此，但后來卻被用來投放在大規模戰爭中，比如永樂時期六次北征、三次攻打安南、向西北地區進兵，部隊規模動輒數十萬，都有大量的衛所部隊在其中。
衛所制度注定只是一時的，改革刻不容緩。
前面提到，衛所制度的本意，在于兵農合一，解決國初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到了中后期國家生產力逐漸恢復，生產人口日益增多的情況下，衛所制度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政府應當逐步、計劃性地進行兵制改革，逐漸將衛所制度淘汰掉。
這一點永樂皇帝十分清楚，因此在遷都北京以后，立即設立了京營，培養了二十余萬常備軍，在九邊等地也逐漸以職業兵替代衛所軍隊。但是廣袤的內地卻依然存在著眾多有田有籍卻無人的“幽靈”衛所，軍官占役嚴重、衛所軍人逃往日益增多。不過因為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這場改革被無限推延，直到局勢越發不可收拾，衛所制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隨后戰火催生了營伍制。
明英宗正統年間——也就是洪武之后第五位皇帝，改革才逐漸拉開序幕。土木堡之變后，明軍京營損失殆盡，各地邊防陷入危機，隨后又有蒙古部落入侵北京，在衛所部隊不堪用、不足用的情況下，明廷派遣御史前往內地募兵。
后來戰事不斷，為了彌補軍隊數量的不足，募兵成了常態，時時補充，到了嘉靖時代便大規模展開，衛所制度徹底邊緣化，募兵成為了明軍主力。
募兵稱之為營伍兵，編制、待遇與衛所不同。
營伍制下，將官分別為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千總、把總等，而衛所制為都指揮使、指揮僉事、千戶、百戶、總旗、小旗。一個衛為五千六百人左右，營伍制一營的兵力大約在兩千兩百五十人到四千五百人之間。衛所部隊有土地耕種，而營伍兵有軍餉可拿。
募兵制施行以后，明軍的戰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最為著名的莫過于東南地區的戚家軍、俞家軍，東北地區的關寧騎兵，西北地區的秦兵等。這些軍人以壯齡參軍、職業作戰，并且憑軍功可以拿賞金或升官，實現階級躍遷，因此作戰士氣更為旺盛。
營伍制的存在，使得明軍得以與國內外反對勢力展開作戰，比如萬歷年間入朝征倭，部隊雖然人數不多，但都是從遼東、宣府、延綏、浙江等地的作戰勁旅中抽調，因此取得了對倭作戰的勝利。如果此時明朝依然普遍使用衛所制，那么部隊的戰斗力根本無法應對長途遠征以及持久作戰。
營伍制拉開了明朝軍事改革的序幕，卻沒能一直走到最后——因為募兵制太費錢了!
在明朝初年，國家財政尚且寬裕，外部戰爭烈度較小，因此營伍兵們的軍餉規模也并不龐大。但是到了中后期，募兵成為主流，募兵費用也節節攀升，但國家的財政卻日趨崩潰。
小冰河期到來以后，農民起義相繼爆發，多年來頭疼的蒙古部落也瘋狂向邊塞進攻，女真部落在東北興起，以擄掠、屠殺削弱華北、東北地區明朝勢力。明廷只得募更多兵來應對，故而形成了“開流節源”的局面。
比如明朝儒將譚綸曾對朝廷苦嘆道：“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比得鳥銃手三千人為沖鋒”，但“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四十五萬，司農告匱，一難也被。”計算一下發現，相當于每名士兵十八兩，這個程度已經嚇壞了戶部和兵部，而這還是隆慶年間的事情。
到了崇禎年間，財政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每名士兵的年俸已經超過了四十兩，士兵在軍餉不足的情況下，嘩變也成了常有的事情，這就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忠誠度和士氣值。
更為嚴重的，是募兵制下，部隊的歸屬問題。明末的官兵私有化問題素來嚴重，比如各個邊鎮，有規模不小的家丁團體;而募兵制興起以后，部隊大多歸將領所有，比如浙江的招兵，已經不再為部隊挑選將領了，而是將領自行募兵，募得一百人授把總、募得三千人授總兵。如此一來，軍隊私人化問題就難以逆轉，崇禎皇帝殉國后，南京京畿有江北四鎮、荊襄有左良玉，擁兵近百萬，但是這些士卒都是為將官個人效命的部隊，他們的歸宿也就和將官一樣了——高杰在被刺殺以后，部隊逐步潰散分裂;劉澤清、劉良佐兩人投降滿清，部隊則成為了清軍的前鋒;黃得功部則死戰殉國。
這些部隊最終的歸宿，都與其將官一致，而從不接受朝廷命令。這自然與明朝軍人生存的大環境有關，但將官個人權力膨脹則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任何改革，都必須是社會性、全面性的。明朝軍事的改革的問題在于：
一方面是太晚——沒能在前期逐步找到一個適合自身國情的道路，而在戰事爆發忽然大規模擴軍，不曾考慮后果;
另一方面，是經濟制度的落后保證不了部隊龐大的支出。
同樣的時代，明朝農民的稅賦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英國的四十分之一，但百姓卻負擔嚴重、國家赤字不斷，社會急需一場全面的改革去打碎桎梏，一場軍事改革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