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后趙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復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權，但似乎并未設中正之職。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復分別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殺。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陰之變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原因情況
九品中正制是沿襲了東漢鄉里評議的傳統，在戰亂時期人士流移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也是適應曹魏初期政治的特點而產生的。
東漢末年，代表中央政權的曹操有不少壓制豪族名門浮華風氣的舉動。曹操并非名門，其祖父是與名士對立的宦官集團中的一員。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與曹操政權對抗。因此曹操必須壓抑以清議名士為代表的地方豪族勢力，如：破壞朋黨交游便是其一舉措。
但在戰亂時期，曹氏政權還須依靠地方名士，因為他們在鄉里有較高的聲望，完全廢除鄉里評議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權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議納入政權軌道，使名士與政權合作。這樣以設立中正官專門執掌品第人物以備仕進參考的方式，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便對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議也便合法化，從而為其發展勢力創造了條件。
以品第之法選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國志·吳志·魯肅傳》：“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牘車，從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現的。《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為州都，郡國為中正。如《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以吉茂、時苗等人為《清介傳》，傳曰：“……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
由此可見，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曹氏政權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黨浮華之風的名士私家評議收歸政府統管，由郡長官推選現任官兼任中正，職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須提供三個項目：一家世，一狀，一品。《太平御覽》卷214引《晉陽秋》：“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時已重家世，但還不是唯一標準。
曹操由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多次頒布唯才是舉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雖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漢代選舉已參考狀。狀是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具體敘述。中正所作的狀往往止一二句，是為總的評語。品是根據家世和行狀綜合作出的評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虛位，二品實已為最，初期二、三品仍屬上品。這里的品是“中正品”，與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鄉論。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只不過總其議罷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尚沒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為其服務。但在曹芳以后，情形發生了變化。
發展
九品中正制在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標志是州中正的設立。其設立是根據當時權重于朝的司馬懿的提議。《太平御覽》卷256引《晉宣帝集》有司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來曹羲與兄曹爽皆為司馬懿所殺。
自州中正的設立以至兩晉，九品中正制逐漸完成門閥化的轉變，而最終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
與先前由地方官推選郡中正不同，晉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薦舉。如《晉書·傅玄附子咸傳》：“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俊固據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選任。
這種情況似乎是國家政權進一步把選舉中的品第人物權收歸中央，有利于打擊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卻便利了掌權的中央豪門士族擴展其勢力，他們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選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卻日趨衰落。與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有所威脅的，此時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議名士，而是新興的盤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門閥士族。
門閥士族
魏晉之際，品第偏重門第已成事實。《晉書·鄭袤傳子默附傳》曰：“初，(晉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晉以后批評選舉專重家世之弊者不斷。
高門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從家里銓選入仕，而不必經過察舉。在此之前，均憑借門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暢，“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謝琰，“弱冠以貞干稱，美風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
可考的西晉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東晉則更有發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舉秀才則主要是中級士族與吳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們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謂地方“名族”、“鄉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這個在東漢和魏初頗受重視的入仕道路卻降為低級士族與寒庶人士的仕途了。這種變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時已變為高門大族的工具，只重門第而輕德才。當然這種變化是隨著門閥士族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
事實上，門閥制度的確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為一個政治上的裝飾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統為準，門第高即獲高品，此時只須分別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過是例行公事。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者也。(《晉書·劉毅傳》、《晉書·王沉傳》)
縱觀東漢、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選舉制度的變化，其中顯然是貫串著皇權由盛而衰再盛的發展趨勢，而世家大族勢力則相反，其趨勢是在東漢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時新出門戶開始興盛，魏晉成為士族，到東晉時成為門閥士族而達頂峰，南朝也轉衰而至隋唐。而選舉制度也由東漢的重鄉里評議、重孝廉才德到魏晉重家世門第、輕孝廉才德，而隋唐則又重才德──科舉制(中間有曹氏政權初期短暫的抑門第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