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以前的僧人傳記來看，那些在僧傳中留名的僧人，絕大多數都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出家了，大概是十歲左右。在“佛制”中，長期以來并沒有規定人們什么時候可以出家。寺院在古代一直也作為佛學教育機構而存在，里面生活著很多兒童少年。他們最初在寺院是帶發修行的，佛教中對他們有特別的稱謂，比如童子、行者、長發、沙彌。

　　“童子”這一稱呼，北宋的道誠法師在其《釋氏要覽》中解釋說，根據《大智度論》中的說法，從修為來看，從初發心斷淫欲乃至菩提，都叫童子。而若以年齡記，則“自七歲至十五皆稱童子”。另外，佛門中還有“行者”的稱謂，就是指能修行的人，而“凡年十六歲以上應呼行者”。道誠法師的解釋是，“男生八歲毀齒，十六陽氣全，以其有意樂信忍，修凈梵行故”。后來又有把童子、行者合起來稱呼的“童行”一詞。

　　這些在寺院中生活的兒童和青少年，他們還處在修行的初級階段，大多并不剃發。而一旦剃發則須受十戒，落發之后就可以稱為“沙彌”了。關于剃發年齡，在《僧祈律》中有規定，“佛制，年不滿十五，不應作沙彌。”但“沙彌”這一稱謂一般來說包含童子，這在佛經中是有典故的。在迦維衛國，阿難的故鄉有兩個被遺棄的兒童，被阿難收養了。佛問阿難，為什么不讓他們出家，阿難回答說，佛制不允許。于是佛又問，那這兩個小孩能夠驅趕偷吃食物的禽鳥嗎?阿難說，能夠。于是佛就說，那就讓他們當“驅烏沙彌”吧。所以，后來在佛制中，七歲至十三歲的出家小孩，也可以稱作驅烏沙彌。而年齡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則稱“應法沙彌”。二十歲以上的，則可在沙彌前冠以他的名字來稱呼。

　　另外，佛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年齡規定，即可以受具足戒的年齡。所謂具足戒，簡稱具戒，是指比丘(尼)所應受持的戒律，依戒法規定，具足戒分為六大類，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三百五十條，和上文沙彌所受的十戒相比，要復雜完備得多，所以稱具足戒。只有受持具足戒以后，才能正式取得比丘(尼)的資格。而受具足戒的條件也是十分嚴苛的，需要“身體強健，諸根具足，無有聾盲等眾患，身器清凈，無有邊罪、犯比丘尼、賊住等雜過，具出家之相，剃除須發，披著袈裟，已受沙彌(尼)戒，且年齡已滿二十歲而未逾七十歲之間”。

　　北宋奇葩規定：滿二十才能出家

　　本來，出不出家是個人人生道路的選擇，按照佛制的規定，只要有寺院有老師愿意接收，就可以出家了。那時候，寺院中的師父會向想出家的人介紹寺里的情況，要問“一食一住，少食少飲，多覺少眠。汝能否?”如果回答“能”，就可以收入門了。但是，隨著佛教勢力的不斷壯大增強，當出家之路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以致和世俗之路爭奪人口資源的時候，必然會影響到世俗社會的運行秩序，所以佛教團體的內部管理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管控。據《唐會要》記載，自唐代武則天延載元年(694)開始，天下僧尼就歸于祠部管理，到了天寶六年(747)規定，佛門中度僧尼，“令祠部給牒”，也就是說，成為僧人需要國家頒發職業資格證了。當然，在“王法”最初干預“佛制”的時候，基本上還是遵循“佛制”的傳統，“王法”只是在“佛制”規定的關節處給予官方的認可，并不特別影響佛教內部的管理秩序。

　　直到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從詔令的規定來看，當時的“王法”和“佛制”也基本還是相符合的。據《宋會要輯稿》所載：“行者、童子、長發等，今后實年十歲，取逐處綱維、寺主結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帳。仍須定法名申官，不得將小名供報。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許剃度受戒。”在這段材料中，“系帳”的意思，就是國家把戶籍轉到佛教系統，也就是將戶口歸入佛教系統內計數，那么出家人也就免除了世俗的賦稅和勞役。這一規定，相比于以前佛制中七歲即可出家、十五歲可受沙彌戒的規定，盡管在年齡要求上統一延后了三年，但并不至于離譜。

　　但是到了天圣八年(1030)，北宋政府頒布律令，規定“應男子愿出家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為童行。”這一規定和佛制就相去甚遠了。規定一出，想必在佛教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從十歲左右就出家開始學習佛學，和從二十歲以后才可以開始學佛，對于僧人的教育培養過程來說，必然會產生質的影響。當時有位禪僧契嵩在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就表達了對這一規定的強烈不滿，疾呼：“其人年未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他認為，二十歲才開始誦經學習，即使資質聰明，專心誦一經，也需要三四年時間才能成。如果資質暗鈍，那么學習時間需要更長。而且學習完規定課程也不一定一次就能通過考試。所以，等他們可以受戒為僧，可能就都三四十歲了。而如果要受具足戒，還需要學習更多佛學內容，恐怕對于上了年紀的人來說，都會學得很辛苦且難成大器。所以，如果從二十歲才出家開始學習，就太晚了。

　　但是，整體而言，北宋王朝的政令在民間是能夠得到落實的，年滿二十方能出家的規定一出，必然會使人們的出家之路受到很大的影響。盡管我們從后世的僧傳資料中，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僧人在二十以前就出家了，但這些現象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解釋。一方面，正如游彪先生在《宋代有關僧尼的法條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宋朝政府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條限制出家的資格，但在民間，無論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抑或其他原因，違規出家的現象是根本無法禁止的。”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能夠留下僧傳記載的，只是一個時代的少數僧人，可以說是僧人群體中成器的佼佼者，而在整個佛教團體中，更多的則是庸庸碌碌默默無名的普通僧人。所以，留下僧傳的僧人大多早年就出家，反而可以說明，二十以后才出家確實難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