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藩王是一個獨特的群體。然而，明朝的滅亡卻讓藩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很多清宮劇里面都提到一個機構：宗人府——那是管理王公貝勒的專職機構。

　　其實，宗人府在明代就已經設立了，是專門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的部門。

　　明代藩王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其規模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根據規定，明代宗室分為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八等。

　　眾所周知，明太祖是非常摳門的，他把官員們的俸祿定得很低，但對自己的龍子龍孫金枝玉葉卻很大方。這些宗親子弟的俸祿都是由國家供給，年俸標準是：親王祿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鎮國將軍1000石，輔國將軍800石，奉國將軍600石……

　　由于有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明代的大多數宗親子弟除了創造人類，基本沒有其他追求。據當時著名文人王世貞的《皇明盛事》記載，有一位王爺兒子多達100人，除長子世襲封王位外，其余99人都封鎮國將軍。每次家族聚會，同父兄弟之間竟不能盡識。到了萬歷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有檔案可查的宗室人口就有157000余人，“千古所未有也”。

　　如此一個龐大的寄生集團，讓國家財政難以負擔。而這些宗親子弟，多半是游手好閑之輩。顧炎武曾評價說：“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边@一針見血之論，活脫脫地勾畫出明代宗藩的臉譜。

　　宗藩生計政府頭疼

　　河南是明代藩王比較集中的地方，除了前文我們介紹的周王、趙王、鄭王外，還有一些藩王也在河南：朱瞻竣是明仁宗的第二個兒子，永樂二十二年被封為鄭王，宣德四年，就藩陜西鳳翔，正統八年，奉詔遷到了河南懷慶(今沁陽一帶);朱見澍，明英宗的第五個兒子，天順元年封為秀王，成化六年就藩汝寧;朱見澤，明英宗的第六個兒子，天順元年封為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寧;朱見沛，明英宗的第九個兒子，成化二年封為徽王，十七年就藩鈞州(今禹州一帶)……

　　河南各地藩府林立，屬于大藩者有開封周王、南陽唐王、洛陽福王、衛輝潞王、安陽趙王、懷慶鄭王、汝寧崇王、禹州徽王等。到隆慶時期，計有“親王五，郡王八十……并無名祿者共六千八百九十余人”。宗藩生計成為明王朝和河南地方官府很頭疼的一大問題。

　　從親王到奉國中尉，這些人的俸祿只是明政府對宗室貴族正常的財政支出，此外還有不少臨時性或特殊的補貼和支付，如婚喪之事、建造宮殿府第、修筑陵墓、為宗室服務的儀仗衛隊官員俸祿及額外的賞賜等，也都需要大量經費。

　　明朝初年，宗室貴族人數還不算多，國家財政尚能支付。到了明代中后期，宗藩數量已日漸龐大，根據明代學者徐光啟的計算，宗藩人數大約每年增加一倍，使明政府每年耗費巨大資財來維持，對國家財政造成嚴重影響。

　　拿我們熟知的周王而論，嘉靖時禮部右侍郎霍韜在其奏疏中指出，“洪武至今，周王府祿米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禮部尚書梁材也跟皇帝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奏疏中說：“河南初封周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等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員，共歲支祿米六十九萬二百五十石?！蓖瑫r，梁材又列舉了其他幾個省的宗藩及祿米數量，最后對比認為，山西和河南是宗藩及祿米的“大戶”，已經不堪重負。

　　嘉靖后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潤上疏朝廷，不無憂慮地談了宗藩俸祿問題給國家財政帶來的沉重負擔，并以山西、河南為例作了比較：“今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石，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p>

　　萬歷年間，曾任河南提學的王士性對河南宗藩問題作了較全面的分析，認為黃河以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幅員不及開封一府，卻已有趙、鄭二藩王，近又改潞王府于衛輝，“人煙又稀，土田少沃”，加之“通省建藩已至六國，尚有廢府諸藩，兩河民力疲于祿米之輸甚矣，而諸藩供億尚爾不足”。最后，王士性發出感嘆，宗藩“數年之內，生育愈繁，不知何以處之”!

　　兼并土地民不聊生

　　要說政府在宗藩經濟問題上沒有作為，也是不對的，在內閣及大臣們的壓力下，皇帝終于首肯，先后采取了控制宗藩人數增長、允許部分宗室成員從事士農工商各業等措施，使其自謀生計。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仍面臨巨大的財政負擔，這些負擔最終要轉嫁到廣大下層人民身上。

　　都說明代亡于流民，土地兼并是造成流民的最重要原因，龐大的宗室貴族在兼并土地方面可以說和地方豪紳并駕齊驅。

　　河南宗藩廣占土地的現象很嚴重，據史料記載，“明季河南諸藩最橫，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壬午遂有逆寇決河之禍。莫中江先生嘗云‘中州地半入藩’。唯李于麟《送客河南》詩云‘唯余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含蓄有味，乃知此風已久，不待啟、禎之世也”。

　　公元1561年，景王就藩湖廣德安府，“多請莊田”良田、湖池、河泊、鹽店、坑冶稅金等悉歸其所有，田產數萬頃。景王死后，因無繼承人，“國除”。到了萬歷年間，潞王就藩衛輝，1588年，潞王奏討景王遺下莊田、房課、鹽店、鹽稅、湖池、河泊以及水租、坑稅等，結果“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萬頃”，其中包括河南衛輝府所屬新鄉、獲嘉及寧山衛地226頃，開封府所屬河陽、汜水、武陽、原武以及懷慶府所屬武陟、溫縣等處田地598頃。

　　還有開封的周王，當地很多貧苦農民租種周王府的土地，其中許多田地堿鹵沙礫化嚴重，收獲甚微，但王府仍然以“沃壤起科”，讓佃戶們不堪重負。河南地方官府上報朝廷，數次據理力爭，才降低了征收標準。據《明實錄》的記載，周王府還大肆兼并土地，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

　　河南藩王大肆兼并土地，殘酷剝削壓榨，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加深了河南的社會危機。明代的藩王這個龐大的寄生集團，政府是無力鏟除的，而能夠將其鏟除的，當數反政府武裝，當李自成大軍開進洛陽時，福王的結局成了歷史上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