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綠色”是現代概念，但談不上是現代觀念，而是古已有之的傳統理念。宋代延續前代的做法，設有專門的環境保護部門——虞部，各州縣又設“農師”之職，聘請通曉農林知識者擔任之，為民眾種植作物、林木提供技術指導。朝廷還制訂一系列涉及生態保護的法令，如宋太祖曾下詔：“令民二月至九月無得采捕蟲魚，彈射飛鳥，有司歲申明之”。又嚴禁捕食青蛙，因為宋人已發現青蛙乃莊稼害蟲的天敵。這一立法大概是最早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之一。

　　宋政府對綠化尤其重視。我們展開《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兩旁，汴河沿岸，還是繁華都市內的街道兩邊，都是綠樹成蔭。這當然是宋政府大力推廣綠化的結果。

　　宋太祖立國之后，即詔令沿黃河、汴河兩岸的州縣，必須多種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廣樹藝者聽”。因為植被能夠鞏固河岸、堤壩。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任命謝德權領護汴河，謝德權即調征夫役，在京師河段“植樹數千萬(株)，以固堤岸”。難怪后來日本僧人成尋來中國旅行，乘舟至汴河時，看到沿岸皆“楊柳相連”“榆柳成林”。

　　我們現在習慣在公路兩旁種植林木，宋人也是這么做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一位官員發現“諸路多闕系官材木”，便向朝廷提了一個建議：可令“馬遞鋪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宋真宗批準了這一建議。宋仁宗時，陶弼在陽朔當縣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

　　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內積極植樹造林，是可以作為升遷之政績的，《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縣丞任滿，任內種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賞，即事功顯著者，所屬監司保奏，乞優與推恩”;如果導致綠化面積減少，則要受處分，“任內種植林木虧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資”。政府又立法嚴禁盜伐林木，“違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須向“都木務”申請采伐許可。

　　宋人對環境保護的注意，既有傳統環保理念的延續，也有宋代社會現實的壓力所致。宋代手工業發達，特別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導致空氣污染，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為日用燃料，整個城市籠罩在煤煙之中：“炒堆套里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宋代生齒日繁，對土地、林木資源難免出現過度開發之趨勢，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與生態破壞。別以為只有今日的北京才有“沙塵暴”，宋代文獻中即多次出現揚塵天氣與霧霾天氣的記錄，嚴重者，“暴風起西北有聲，折木吹沙，黃塵蔽天”。換言之，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人面臨著更為迫切的環保壓力，不能不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宋朝“現代性”的表現，因為在“近代化”展開之前，人對自然的破壞力是非常有限的。